壮民族丧葬仪式中蕴含的孝、和以及信仰的思想观念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上来看，壮民族丧葬仪式中蕴含的道德教化思想观念本身就是培植和树立做人的思想、为人处世的思想，因而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
所谓殡葬服务业是指以殡仪馆、公墓、火化场为基础设施的职业阶层。它的出现与城市的发展、社会的分工、工商业的活跃等条件相联系。在城市，旧的宗族结构被打破，由于操作的复杂性、人们对丧事的忌讳等，邻里相帮已难以满足要求，于是经营性的殡葬服务业便应时兴起。殡葬服务业的一般目的在于通过给丧户提供优质的殡葬服务从而为他们提供治丧的方便，减少由于丧事而造成的悲痛感和不愉快感。
建国之前，土葬一直是中国丧葬形式的主流。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最早的土葬事例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边，距今已有1. 8万余年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及至民国时期，土葬始终流行于广大汉族居住区。其间火葬虽也曾一度兴起，但这种埋葬方式只是在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流行，唐宋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佛教教义影响，火葬在中原地区也开始传播，但这种葬式与儒家传统思想不合，受到统治者的禁止。
新中国成立后，曲阜改革封建迷信礼俗，提倡丧事从简，丧事从简具体表现在:(1>丧服简单化。“古礼丧服曰斩衰、曰绍麻、曰袒免，分别繁琐，今则实不能行，新丧均白粗布代之，其后，则在帽结或鞋以白色分别而已。”因此多数人值先人去世，只是“子女当口成服，以白粗布作开义孝衫”。曲阜民间丧俗也一改传统的五服丧服，力求简化，服制一般为“上穿白大褂，下穿散边白裤，腰系孝绳，丧毕服除。”
通草画中的丧葬礼仪图描绘了丧葬礼仪当中几个重要的仪式，那么丧葬习俗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是如何生成的呢?是不是自从人类开始关注死亡现象，便随之产生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孟子曾作出解释:“上世尝有未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与壑。”由此说明，丧葬习俗并不是伴随着死亡现象的出现自然产生的，它是通过社会实践的产生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曾经震惊中外学术界的北京人化石，在多次大规模挖掘中，并未发现墓葬。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丁村人，在对其遗址的挖掘也并未发现墓葬，可见在北京人、丁村人时期，丧葬习俗并未系统生成。
丧葬一直是中国民俗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认为“生死事大”因此对于后事是非常重视的，在十九世纪摄影技术尚未流行之前，人们往往是通过描绘生活的场景来记录一些重要的事件，但是纵观中国古代绘画遗存，对于丧葬礼仪描绘的作品几乎没有。我们所了解的丧葬艺术也大多是墓室壁画、木棺画、神像或器物上纹样。并且丧葬艺术在原始阶段并不是源于审美的目的，而是有着某些特殊的功用，如丧葬祭祀的剪纸，引魂升天的“非衣”，青铜器上的雕花铭文，招魂的歌舞等等，带有“巫”性质的艺术活动，是伴随着祖先崇拜、事死如生等观念的生成而产生的。
至于埋葬的地点，原来的穆斯林们一般都有家族墓，亡者按照辈分大小按照一定的顺序在家族墓中下葬在穆斯林的墓地中一般没有夫妻合葬，这是因为穆斯林认为人死后要到真主那里，真主决定俗世的夫妻在另一个世界里能不能团聚但近年来由于城市建设和政策变化，除了少数几个地方以外，许多穆斯林家庭的家族墓没有了，变成穆斯林公墓目前，哈尔滨附近的穆斯林墓地有三个规模较大，分别位于香坊区、双城区和呼兰区其中香坊区的穆斯林公墓是哈尔滨市政府尊重穆斯林丧葬习俗文化、解决穆斯林殡葬问题特别划拨的一片墓地，并已经于2002年元旦后投入使用
人的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规律，人人难免一死，可对长辈的死，家属是很讲究的。在长辈弥留之际，家里所有的亲人都应当聚在一起，守在长辈身边，一同聆听他们的遗愿，亲眼目睹长辈离世，俗称“送终”。在澡塘村，也有送终的习俗，并代代相沿。在逝世长辈将要咽气时，不管是男性长辈还是女性长辈，全家人都要来到床边守着，为他们送终。有子女们陪在身边而逝世之人，会被认为是有福之人，而且上了八十岁及其以上年龄死去的长辈，同样被视为有福之人，他们的丧事会被村民称为喜丧。若是在老人弥留之际，无子女在场则被视为不吉利。在此风俗的影响下，一般在高龄长辈病危期间，子女们再忙也要守在身边，直到过世。子女的这种孝心会得到村民的称赞，反之，则被视为不孝。家中长辈的离世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意料之外的事，可以说是一个突发事件，送终则是所有丧礼的开端。此时陪在逝世长辈身边的必然是其最亲的人，是骨肉至亲。在澡塘村的丧葬传统观念里认为，家中的长辈如果离世，无论男性长辈还是女性长辈，都一定要在家中才能咽气，死后都是要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家乡为其最终的归宿，“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村民的心里。
国外关于丧葬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丰富多样的理论研究视角，多侧重于对丧葬仪式的分析研究。就国外学者对丧葬仪式的研究成果而言，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视角的研究。第一种是象征结构的视角，主要分析仪式的结构过程，探究其象征意义。在国外研究中，最早较为系统地探讨葬礼的是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代表作《过渡礼仪》将葬礼作为人生仪礼整个过程的一个环节来阐述，进而对内在的结构模式进行探讨。作者用“过度仪式”来解构丧葬仪式，提出过渡礼仪之分隔一一边缘一一聚合三阶段模式，并对各阶段象征意义的分析。作者注意到丧葬礼仪更强调分离仪式，认为通过过渡礼仪能够实现一种状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美国人类学家特纳对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为仪式的象征结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维克多·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和反结构》中，用阈限理论来观察丧葬仪式，认为通过“过渡仪式”可以重构和强化社会地位的差异，重新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我国对丧葬习俗的研究由来久己，据己有研究成果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方面的研究成是立足于丧葬历史发展脉络方面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丧葬礼仪的程序章程的记录和保存，研究成果多以专著为主，在各类风俗志书中也有部分记载。这些专著志书比较全面的反映了我国各个时期丧葬习俗的发展情况，展现了我国丧葬习俗发展的历史脉络，比较突出的专著和志书主要有万建中的《中国历代葬礼》，它是一部较为系统阐述中国丧葬礼仪的著作，从丧葬礼仪的起源、历代的发展演变等角度对中国丧礼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总的概述，同时也对初丧、治丧、出丧、墓葬以及葬后各个阶段所涉及到的礼仪都作了较为详细地介绍。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运用了极其丰富的历代文献史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吸收了近代学者的民族调查和研究成果，是研究丧葬习俗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还有吴玉贵的《中国风俗通史》、石奕龙《中国民俗通志(丧葬志)》、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等书中也对丧葬习俗有零星记载。无论是专著还是志书，都为我们进行丧葬习俗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