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策是一种典型的序时流水账，作为单式簿记的一种记账形式，遣策在维护丧主私家财产权益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作为一种典型的民间会计形式，遣策中所表现出来的单式簿记思想、受托责任思想和内部控制思想对我国先秦两汉时期会计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受自然经济和丧葬礼仪的限制，遣策所使用的会计方法和记账目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遣策在记账流程和人员分工方面也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如前所述，随着私人财富的积累，受托责任会计得以产生。同时，为了确保受托记账员是诚实可靠的，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审计手续，记账员需要对委托人承担会计责任，这一过程体现了原始的内部控制思想。但是，在先秦两汉时期，书写载体还局限于竹木简，记录成本较高，计算方法也不太简便，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采用实物计量的方式。相对应地，产生的会计资料，比如遣策，是既费力又费钱的。但是，遣策是一种现时记录，把丧葬活动中的物品外部特征和数量详细记录下来，因此具有原始证据力，在维护和保障私有财产权益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可靠、可信的账簿形式。
先秦两汉时期，维护和保障私有财产及其权益是民间会计的一个重要作用。私人财富的积累导致受托责任会计的产生。这就使得记账员在记账时不仅要保证所有者的物质财产不被侵犯，而且要证明自己履行好了记账责任，这就产生了财产目录和收支计算书。就遣策而言，在丧葬活动中，涉及的物品种类很多，既包括丧主家自备的随葬物品、丧礼过程中的食物等支出，还包括亲朋好友送来助丧的物品，因此需要专门的记账员把这些物品清单记录下来。
商鞍变法使秦国崛起，秦国的崛起使其统治者树立起“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统一中国的雄心。从商鞍变法的内容看他所颁布的一切法律、政令都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以有利于进行战争为目的。因此，它是一场适应战时管理体制的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其主旨就是要靠法律、刑赏之威驱使人民努力从事耕战，既为封建国家积蓄雄厚的物质力量，又为封建国家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
儒家，春秋末期形成于鲁国，战国时主要流行于东方各国。秦地处西方，“孔子西行不到秦”儒家思想起初对其影响不大，后儒家思想主张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各家所不及，必须用儒家思想主张来巩固兼并战争胜利成果。秦始皇晚年实行“焚书”“坑儒”表明秦始皇改变了原来开明的文化政策，而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秦代流行着，对秦的影响很大。《吕氏春秋》从政治上看，这部书是秦相吕布韦为未来统一王朝而制定的一套治国方案，从哲学角度看，它安排了一种成龙配套从自然到社会，即所谓“上楼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宇宙图式，以一种海纳百川地兼容各家以建构体系的时代要求。
《诗经·小雅·北山》中讲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周朝对一统天下的生动描绘。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政令是否统一作为检验一国政治有“道”与无“道”的标准。孟子和荀子则分别明确提出了国家“定于一”和“一天下”的主张，大一统的核心是加强中央集权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君主独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灭六国后，立即在秦国原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创建了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封建统治者巩固统治有利，所以为历代封建统治者作继承和发展，对维护国家统一起着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被封建制度所统治，导致严重的闭关自守。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瓦解，中国古代社会才从封闭型的农业大国过渡到了开放型的工业社会。这时，国人开始仰慕西方，西学东渐的兴起，西方化生活观念的涌入，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造成了中国社会新旧文化矛盾和中西文化矛盾并存的特殊局面。
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人没有对亲人死后埋葬的习惯，自从宗教迷信的产生，人们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后，才开始有了对亲人死后所埋葬的习俗。唐杜氏《通典》说:太古时代凶礼中规定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棺停。早在我国母系氏族时期就产生了对祖先崇拜的观念，在半坡遗址墓穴中就有了这种宗教信仰的体现，墓穴中的埋葬者多数是头朝西方，代表着灵魂向西方寄托的意思。
研究回族丧葬器物的文献较少，研究的内容大致包括回族的古墓、丧葬特色食品、丧葬物品和器具、坟墓结构与造型等。郭志超在多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泉州白奇回族伊斯兰式墓型的变迁，认为“泉州地区的伊斯兰式墓葬是中古时期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伊斯兰文化的重要史迹。”他把惠安白奇郭姓回族伊斯兰式墓葬遗迹分为“元代石墓、明代汉式墓围的石墓、明代整石雕成的石墓、明清三合土墓、清代以来的‘内回外汉’式墓”五种类型，这些坟墓的“形态变迁表现在墓围、墓表石雕纹饰、墓葬构造等方面，是明代以来社会变迁与回汉文化融合的历史反映，内蕴伊斯兰教与回文化变迁同步的这一法则。”他认为，“伊斯兰教是回文化的核心并起制约和诊释功能，在回文化的变迁中起关键性的作用。”
相对而言，学者们对于回族丧葬礼俗的研笼最多，王妥,反u妖从呐厄到葬后搭救亡人的病危、死亡、停尸、望“迈伊特”、洗亡人、入硷、殡礼、下葬、搭救等环节的礼俗。第一类文章主要从省级行政区或更大的区域介绍回族的丧葬习俗，如刘大志的《黑龙江回族的丧葬习俗》、李鸿然的《海南回族穆斯林的丧葬与Janaza)) ,福尔卜的《青海回族丧葬文化》、罗凉昭的《四)回族丧葬习俗的特点》、马健君的《浅谈西安回族穆斯林传统婚丧习俗》、纪文梅和马楠的《西北回族的丧葬习俗》等。
对回族丧葬观念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研究内容也不够广泛，相关的研究多分散在不同的文献中。在《论伊斯兰哲学生死观对回族传统丧葬文化的影响》一文中，作者邱双成和崔华华认为，回族作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其“两世兼顾、两世吉庆”的生死观以《古兰经》哲学生死观为基础并充分吸收了中国儒家思想注重现世以及中国佛教注重来世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