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亲的即将离去，意味着从此阴阳两隔，生离死别的痛苦是留给生者的。生者本应该有心理准备，但当亲人去世的那一刻起，在其情感上仍然是崩溃的。面对尸体，生者的内心是复杂的，可能会产生恐惧、无助或自责的心理反应，也可能导致茫然无措的混乱心理，因此，在X村中举办丧礼时，会有大量的人力来互相帮扶，避免生者陷入消极的苦痛中，一撅不振。
在久安苗汉民族的传统观念里，死去并不是真正的消亡，而是一种另类的新生。所谓“事死如事生”，人们相信人死后会去到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故数千年来，人们厚葬隆丧的传统几乎没有中断过。在当地传统的观念里，若是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大多会提前作准备，比如置办棺木、寿衣等事物在50-60岁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棺木的置备一般由主人家亲自选择树木砍下之后请工匠进行制作，依个人的经济情况来进行制作，式样大多固定，只是大小有一点差异。老衣也是如此，都是由老人的女儿或儿媳亲自制作。
从久安苗汉民族传统丧葬活动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对亲人的无限哀思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贯穿着浓浓的人文关怀。同时丧事仪程的各项活动，也在提醒着人们遵循中国传统的孝道，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拉近。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加快，久安地区传统的丧葬文化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之间人口自由流动加快，而且久安又靠近省会城市贵阳，相比其他农村地区，其传统文化变迁更为剧烈和迅速。
装完粮就看时间准备出殡，时间都是鬼师提前算好的，几点破土，几点发丧都是早就算好的，出殡前也还要做一坛法事，这一坛法事也是比较重要的。做这坛法事的目的是把死者的魂魄叫出去，这时需要准备两只公鸡，一只用来杀，一只用来压杀，杀的鸡要用来绕棺材两三圈，然后将鸡丢出去，看鸡头的朝向，如果鬼师的功力足够深厚，就可以根据鸡头的朝向看出村里的哪户人家还有人将会去世，然后想办法化解。
第一、墓上建筑。这是比较显著的、推测也应该是最高等级的主要象征之一。渤海墓葬的墓上建筑类型也不一样，分为陵园、土垣、佛寺、塔几种形式。建有陵园的是三陵屯M1，现已探明，陵园东西宽120米，南北长130米。1988年，在墓上堆积物中发现石狮残体一尊，造型与中原唐代石狮相近。地表留有柱础和残瓦片。从现有情况看，三陵坟的墓上建筑规模很大，而从出土的建筑饰件有绿釉瓦当等推断，建筑不仅规模大，而且还应该很华丽，非一般的地上建筑可比，规格在迄今为止发现的渤海墓葬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渤海墓葬中有四座墓葬墓主人身份明确，分别为贞惠公主墓、贞孝公主墓、孝赘皇后墓和顺穆皇后墓，可以确认是渤海的王室贵族墓葬。根据这四座墓与发掘的渤海其余墓葬进行对比，可以为我们认识渤海高等级墓葬提供比对依据。
此一葬俗，笔者曾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宕昌县境内的崛江(古羌水)沿岸发现过多处。因初来乍到，颇感奇特，问及当地人，都叫它“架干葬”，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在偶读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石棺与虹桥”条时方解开了多年来的心头之谜。
即用火焚化死人遗体，将骨灰放入容器，然后埋葬或保存的一种葬式。中国真正的火葬可上溯到原始社会，近年考古工作者己提供了大量的中国火葬习俗源于原始社会的证据。甘肃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甘肃临挑县寺洼山史前文化遗址时，发现了一个盛着人类骨灰的陶罐。寺洼文化层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一种青铜文化。这就充分证明了我国火葬之俗可远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经过分析，我们知道了坟莹作为祭祀权物化的形式之一及其存在的基础，人们修建坟莹的行为成为一项传统的习俗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国家在实施《殡葬管理条例》的时候，对火葬的推行并没有“一刀切”，而是有条件、有区别地承认了部分农村地区土葬的习惯和部分少数民族土葬的宗教信仰。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对土地资源消耗的增加会减少土地资源的存储量和土地的利用类型。虽然传统文化中的祭祀权由于包含了孝道文化、风水文化、宗教信仰、族群认同等因素，使得在土葬区域的人们对土葬特别重视。但是，这个时代的经济、文化理念与社会制度已经不同于古代，祭祀活动作为联系个人、家族、国家三位一体的情形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处理逝世者亲属的遗体，人们的祭祀权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得注意，从民法里推导出来的人们的祭祀权都一样，可是，把祭祀权放到传统文化里，传统文化中的祭祀权就与民法里的身份关系推导出来的祭祀权不一样。正如在分析祭祀权一章讨论到的，传统文化中的祭祀权含有风水观念等多种内容，这其中就有迷信的地方。
分祭嶂是八旗旧俗，为了让其亲朋好友不忘逝者，在出殡后将死者的生前喜爱之物分给亲朋好友，以作纪念。《听雨丛谈》的作者福格对八旗风俗礼制颇为熟悉，他在“分祭嶂”条中记载:“八旗旧俗，父母既殡，将所遗衣饰玩物，分既其生前所爱之人，中表至交皆及之，谓分遗念。其丧口所受之祭嶂、箭颇、糕筵，亦散于助丧成服之戚族。”《儿女英雄传》第十七回中在玉凤的母亲去世后，玉凤就将她母亲生前像样的衣裳送给褚大娘子和姨奶奶，“剩下破的烂的都散给那些妈妈子们”。
满族先世崇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谓之不壮”。但“助哭”却是满族丧葬文化中的旧俗。“助哭”即亲友来吊唁时，要在灵枢前陪着亡人家人痛哭。根据和死者关系之亲疏，在灵前的发声痛苦之次数有多有少，以示其哀痛之情。《听雨丛谈》“助哭”条云:“八旗丧礼，属扩、成殆、举殡，则男妇僻踊咸哭。朝哺夕三祭，亦男女咸哭”，“客哭则孝子哭，不哭则否”，所谓“一人出于哀切，众人出于扬声”。老档》中记载，天命五年((1620)费英东卒，努尔哈赤亲赴其丧，“呼号大拗，至夜半返家”;《尼山萨满》费扬古气绝身亡之后，“阿哈勒济、巴哈勒济众奴仆们围轿痛哭，声震山谷”。当阿哈尔济带着众人回去给员外报信，员外家人悲痛万分，全家人都“哎呀啊晴哭泣”，而“村庄的人众人听到哭声，都纷纷聚拢过来……众人围着尸体痛苦，声震天地”。而当员外为其爱子办丧事时，“众人祭酒哭泣，员外在旁哭诉”。这都清楚的印证了满族的“助哭”之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