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葬关乎礼教、风化等问题，因此治理火葬是国家法律所严格规定，也是中央几次谕令所强调的事务。就地方官吏而言，火葬之风与其所接受的儒家礼教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出于增修仁政、推广礼教、执行法律的目的，他们采用各种方法治理火葬:或者制定地方立法，或者劝谕并教导治下百姓礼义孝慈、生养死葬，或者勒令下级官吏详查究办，或者积极兴办义家帮助民人营葬等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不同的效果。同时，由于中央对禁止火葬采取了较为坚决的态度，治理火葬也衡量地方官吏政绩政务的标准之一，在各种原因的汇总下，地方官员在火葬问题上厉行禁令，希图取得火葬禁绝、“民俗大化”的结果。因此，正史在记述地方官吏的政绩时，往往从禁革火葬、大化民俗着笔。
如《清史稿》记载陈宏谋任江苏按察时的政绩，即说明陈宏谋“按察江苏，设洱盗之法，重诬良之令，严禁淹亲枢及火葬者。
汤斌曾“令诸州县立社学，讲《孝经》、《小学》，修泰伯祠及宋范仲淹、明周顺昌祠，禁妇女游观，青吏、倡优毋得衣裘帛，毁淫祠小说，革火葬。苏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几数百年，远近奔走如鹜。谚谓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少妇病，巫辄言五通将娶为妇，往往擦死。斌收其偶像，木者焚之，土者沉之，并伤诸州县有类此者悉毁之，撤其材修学宫。教化大行，民皆悦服。”
王凯泰“初名敦敏，字补帆，江苏宝应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十年，以母丧归。同治……七年，耀福建巡抚，课吏兴学，禁械斗、火葬、溺女、淫祀旧俗，奏请拨厘金来米二十万石实常平仓。充乡试监临，奏请整伤科场积弊。台湾狱讼淹滞，奏请勒限清厘。”
朱次琦“官襄陵时，县有平水，与临汾县分溉田亩，居民争利构狱，数年不决。……每行县，所至扮循拘拘，老稚迎笑。有遮诉者，索木椅在道与决，能引服则已，恒终口不答一人。其它颁《读书口程》，创保甲，追社仓二万石，禁火葬，罪同姓婚，除狼患，卓卓多异政。在任百九十口，民俗大化。
从这些正史的记载来看，能禁革火葬，通常说明官吏在政务上比较重视移风易俗。丧葬风俗枚关风化，风化问题则与政教息息相关，因而对习俗的治理自然成为衡量官员能力的一个标准。
福州府闽清，民国时所修县志说:“火葬之习，邑旧有之。这指的是闽清在清代曾有过火葬之习，而现在渐趋消亡，可见在闽清，通过立法、教化的作用已经达到了控制火葬习俗的效果。该府的古田县在道光时期的情况是:“古田多火葬，迩年城中绝无，僻乡尚有。足见古田县的火葬之禁执行较好，城中已经绝无，只在僻乡才可见到。大田:“邑古时有用火葬者”，亦说明之前的火葬在清末民初时已经逐渐消亡。
在清代严厉禁革火葬的状况下，丧葬风俗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很多地方已经杜绝了清初的火葬之风，如上述的闽清、古田等。民间丧葬思想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逐渐符合国家法和礼的相关要求。生养死葬的观念深入人心，入土为安也成为人们对死后的最大要求，由于土葬观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丧葬也更加向礼靠拢，民间的丧葬思想逐渐了正统的丧葬思想趋于一致。可以说，清代的火葬之禁达到了前朝所没有达到的深度，取得了禁革的预期效果。这从批判火葬的声音中也可管窥一斑。清初，几位大家对火葬的批判尤为强烈。顾炎武《口知录》中列“火葬”专条对火葬的起源、成因做了分析，对历代禁革火葬的制度做了梳理，也对火葬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对其违法违礼性进行了详尽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此外，清初的学者陈确、张履园、唐撷儒，不仅写专文批驳火葬之风，且身体力行，组织葬亲社等抵抗火葬。清初大臣朱轼、徐乾学等力斥火葬之非，提出各种建议以图禁绝火葬，陈宏谋作为乾隆时期的封疆大吏，在就任各处，但凡发现火葬之风，厉行禁止，是火葬之禁的有力执行者。从他们的批判中可见，清初的火葬之风较炽。然而这种批判之声到了清朝晚期则较少，这也许能说明经过乾隆、同治两朝的大禁火葬，清晚期的火葬习俗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终清一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数量的膨胀，因而改变不了地狭人稠的客观状况，因而也未能将火葬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