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立法之初，法律继承明律的火葬之禁，规定了禁止火葬的内容。《大清律例·礼律·丧葬》规定:“其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或弃置水中者，杖一百，卑幼并减二等。若亡残远方，子孙不能归葬而烧化者，听从其便。”然顺治朝定丧葬则例允许火葬，因此火葬在清初仍是合法行为，禁火葬之律文不免虚位搁置。三代之后渐习汉俗，于是乾隆颁发上谕禁止火葬，规定凡火葬按律治罪，这才通过上谕的形式把火葬之禁的律文加以强调，此条律文也开始被重视起来。乾隆五年，律例馆在编修法律之时，把乾隆的上谕恭纂为例，形成了《大清律例·礼律》“丧葬”的第一条例文。原例为“八旗、蒙古丧葬，概不许火化。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枢归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有犯，按律治罪。族长与佐领等隐匿不报，一并处分”
这条例文的出现表明了清政府禁止火葬的态度，重申了火葬之禁的作用，并促使各地方官制定地方性立法，着力倡导土葬、革除火葬，具有很大的示范意义。然而在具体司法实践时，却遇到了法律适用的难题，原因在于例文要求“其余有犯，按律治罪”，但此例中所指的“律”到底为何律值得深究。丧葬律文载“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者，杖一百，从卑幼并减二等，若亡残远方，子孙不能扶枢归葬者，听从其便。”该律文规定了两种情况:C1)听从尊长或卑幼遗言，将尸火化;C2)亡残远方、子孙不能扶枢归葬，将尸火化。第一种情况为违法行为，杖责处置;第二种情况属于法律规定的但书，是火葬之禁的例外，也是被许可的合法行为。但民间风俗繁多复杂，单就民人火化的理由而言，又何止律文规定的两种。大多民人百姓既无尊长遗言，又非亡残远方，只是狙于旧习，或者家境艰贫，从而采取火葬。这种情况即属于例文所言“其余有犯”，既然不是亡残远方，则排除了其合法性，但又不是听从遗言而为，在司法实践中自不能按照丧葬律的规定，进行杖责处罚。那么援引哪条律文?如何进行处置?这成为司法实践是受了律文小注的影响，禁火葬律文之前，律文内有小注云“若弃毁死尸，又有本律”。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遇有非遵从遗言的火葬，不能适用该条律文，才认作“弃毁死尸”，援引弃毁死尸本律。
但“火葬与毁弃，其情各别”，发家律内毁弃尊长死尸条载:“若毁弃绍麻以上尊长(未葬)死尸者，斩(监候)。……其子孙毁弃祖父母、父母及奴裨雇工人毁弃家长死尸者，(不论残失与否)斩。”而律所谓“毁弃”情事是指“死尸在家或在野，未殡葬将尸焚烧、残毁之类”，主观上有毁弃尸体的故意或者过失，并且往往带有毁尸灭迹或者报复泄愤的目的。
对比火葬与毁弃，可知两者主观恶性不同，前者是遵循固有习俗、实施的有特定程序的丧葬形式，而后者带有毁弃尸体的故意或过失，因此主观恶性不同、情事不同。两者的刑罚也有轻重之别，对火葬的处罚一般是杖责(不论听从尊长还是卑幼遗言)，而毁弃尊长死尸的刑罚则为死刑。那些既没有遗言、又非亡残远方的人，即便实施了火化尸体的行为，究其主观因素和情事，仍属狂于旧习，应是遵循民风民俗的范畴，与毁弃尊长死尸不可同口而语。援引毁弃尊长死尸条来处理这些火葬情事，显然是情罪不协、罪轻而罚重。这种情况给注重情罪相协的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惑，毕竟“火葬与毁弃，其情各别”，把火葬情事援引发家毁弃律来处罚颇有不妥，因此在乾隆二十一年编修法律时，律例馆将原例文的“按律治罪”，改为“照违制律治罪”，所谓违制律，即“法律中诸不敬，违仪失式，及犯罪为公为私，赃入身不入身，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
例文改为为“旗民丧葬，概不许火化。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枢归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有犯，照违制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照不应轻罪，分别鞭责议处。”改后的例文情罪相协，才如吴坛所言“方为平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