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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广泛存在于一切艺术作品中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1-06-12 浏览:

    从前面对诗歌和小说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梅列日科夫斯基所创作的诗歌和历史题材小说,即便故事情节各异、人物设置不同,但都是作者象征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当然,梅列日科夫斯基不仅创作象征主义的文学作品,他还广泛应用象征主义的思想来审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者和作品,在他看来,这些作品虽然之前被贴上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标签,但其实质都是采用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可以说,“象征”广泛存在于欧洲悠久的文学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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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广泛存在于一切艺术作品中

    在他被誉为俄罗斯象征主义纲领的《论现代俄罗斯文学衰落的原因与若干新流派》一文中,梅列日科夫斯基用两个例子来描述所谓的“象征”:其一是在帕特农神庙中的一个不起眼的浮雕,“一些赤身裸体,体态匀称的年轻人牵着些青壮的马匹,用肌肉发达的双臂镇静而兴奋地调训着它们”。其二则是易卜生作品中的一个典型细节,“在对于全剧十分重要的两个剧中人对话期间,一个女仆端着一盏灯走了进来。在被照亮了的房间里谈话的声调立刻有了变化”③。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从这些作品的外在表现形态来说,都属于现实主义、甚至是自然主义的范围,前者真实再现了古希腊的人体美和自然美,后者体现了人物心理与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则是科学解释的范畴。但是,恰恰在现实主义的外表下,梅列日科夫斯基却解读出了其中的象征主义内涵,跨越千年的雕塑与古希腊先民追求精神的自由紧密连,《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娜拉的心境仿佛也与明暗的光影形成了对应关系,经过这样的解读,梅列日科夫斯基则将这些作品都归入了象征主义的摩下。不过,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说的“象征”并不是包罗万象的,他在这篇论文中明确指出,作为一种“新兴艺术”的象征主义,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这就是:神秘的内涵,象征的表现方式和艺术感染力的扩展。其中,前两点是象征主义的核心,而艺术感染力的扩展则是前两点的自然延伸,梅列日科夫斯基正是依此来评判众多艺术作品,在他看来,优秀的象征主义作品都是作者在无意识当中使象征的手法自然而然地展示出来,“如果作者为表达某种思想而人为地把它们臆造出来,它们就会变成僵死的寓意”。从这里我们也能清楚地发现,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谓的主观文艺批评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读者对于作品的解读拥有着更为主动的权利,作品一旦被生成,它就成为不同时代读者二次阐释的对象,而阐释出的意义则会人而异、因时而异,这也正如梅列日科夫斯基自己所说的主观文艺批评是“一种心理的、无限的、就其实质而言像生活本身一样永不枯竭的批评,因为每个时代、每一代人都要求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视角出发,对过去的伟大作家作出阐释”。应该说,这种解读方式成为梅列日科夫斯基主观文艺批评的首要特点,他从欧洲文学和艺术历史中选取了众多代表作家,其中既有俄国的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也囊括了欧洲的蒙田、歌德、塞万提斯等众多作家和作品,可以说,在评价他们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特色时,梅列日科夫斯基都努力探寻这种潜藏于作者内心深处,有些甚至是连作者本人都无法捕捉到的精神发展脉络,而这正是与他的“象征”手法紧密相连的,由此“传统学院派文艺学崇拜事实、注重实证、轻视概括、避免美学判断的客观主义批评方法,和梅列日科夫斯基注重主观心理分析和精神本体建构的主观主义批评方法呈现截然对立的形态”。
    古希腊的文学和艺术始终是梅列日科夫斯基膜拜的对象,与很多俄罗斯人一样,他坚定地认为俄国宗教和文化才是古希腊罗马的正宗接班人。在他的评论文集《永恒的旅伴》中,面对古希腊的建筑、雕塑和古希腊的悲剧,梅列日科夫斯基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象征主义解读。透过古希腊卫城的神庙,即便是残破的大理石建筑和几块破石块也让梅氏感受到了古希腊建筑师的伟大,更重要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古希腊的建筑师充分利用了大自然的元素,比如空气、阳光、天空和大海作为自己整天建筑设计中的建材,而此后的人类再没有人能像古希腊人一师法于自然。而这些自然因素也在古希腊的建筑群中显现出崭新的涵义,“这根本就不是有铁甲舰和当代工商业轮船游弋于其上的那种实用的‘水面’,这是永恒的、浪花翻滚的蓝色地中海,司美女神维纳斯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与此同时,在谈到古希腊悲剧时,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不能用现代人的理性、精细的意识来分析古希腊的文学,而只有用象征的方式来感知它,从而才能看清阿芙洛狄武和阿尔武弥斯之间的性欲与贞洁的对立。在他看来,二者之间的斗争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元,它通过后世诸多文学作品和主人公内心的挣扎得以体现,甚至也表现在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对立,而这一隐含的象征是无法通过科学的评价方式展现出来的。当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主观文艺批评并不是单纯对作品的望文生义,他认为带有深邃象征内涵的作品主要源于作者内心与众不同的心理特征,而且这种心理特征往往带有不可言说的神秘性。在评价普希金时,他认为在众多评论家眼中的普希金是以美的形式、天才的诗人气质而享誉文坛,但梅列日科夫斯基却体会到不一样的哲人普希金,通过对普希金短暂生命经历的回顾,以及普希金与朋友和亲人之间的书信,使得梅列日科夫斯基确定“他的政治热情是表面性的。最终他真诚地把这些热情当作青年时代的错误来加以忏悔。……他珍惜自由,把它看作是天赋发展必须的内在的本性”。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眼中,普希金并不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光鲜和明朗,恰恰相反,普希金的思想中充满了忧郁,一种对待当时被庸俗性的文化环境充满了担忧,而且在梅氏看来这种以政治立场作为主要参考要素的庸俗化的批评倾向,在普希金死后依然存在。在文中,梅列日科夫斯基转引的普希金对于公众的冷漠,以及像评判政治经济学一样来评判文学艺术的方式,也引起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强烈共鸣,他认为时代发展了,但俄罗斯文化的荒漠并未改变。从这里可以看出,梅列日科夫斯基从民族和国家的整体文化特征入手,来分析形成普希金独特精神品质的原因,着力发掘一个不同于当下批评视野中的普希金的精神品格,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普希金不仅仅是一个优秀诗歌文学的代表,还应该是一个充满哲理思维的精神象征。由此,梅列日科夫斯基眼中的普希金诗歌也带有了不同寻常的象征特色,《高加索的俘虏》中象征着生命之泉的枯竭,象征着庸俗性和功利主义的社会带给人类的精神枷锁;而他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则是延续了其《高加索的俘虏》、《茨冈人》、《噶卢勃》的哲理主题,主人公之间的对立代表着也延续着前几部诗歌中的对立,这就是诗人对自然的、自由的美的渴望与对俄罗斯功利主义的、甚至是落后文化间的叛逆,这种叛逆正是由普希金第一个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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