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说:“我们知道，文化的发展大体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阶段来进行的。‘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拓，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确定的界限与规范，使之得以巩固和凝聚。‘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的规范和界限，对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原有的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转型时期。他认为中国文化有三个转型时期:一是先秦，二是魏晋南北朝，三是20世纪或更早一点。后两次大的文化转型都与佛教有重大关系，佛教在这两次文化转型中都起了巨大作用，而其关键又是因为居士佛教之发展。

    魏晋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并由附庸地位走向独立发展道路的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居士佛教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汉代，佛教为迎合当时社会上神仙方术之士、道士们的传统手法，也兼用占验、预卜吉凶、看病等方术以接近群众。人们也就以神仙方士、道士的眼光来接受它。随着居士佛教之发展，佛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体系逐渐被人们认可，我们从牟子《理惑论》便可见一斑。汤用彤先生说:“牟子作《理惑论》，公然默百家经传，斥神仙方士。佛教自立，而不托庇他人，其精神始见于《理惑论》。不仅因其为现存支那撰述之最者，而可重视也。又两汉尊黄老之道与阴阳道术，至魏世一变，而尚老庄之学。东京佛法，本可视为道术之一种，而魏晋释子，则袭玄学清谈。牟子援引((老》、《庄》以申佛旨，已微时代精神之转换。明乎此，则《理惑论》三十七章，诚佛教之要籍也。牟子《理惑论》除介绍佛教基本知识和用孔孟及老庄思想解释佛教的一些术语外，还对传统文化与佛教冲突的根本问题如夷夏之论、守孝与违孝等作了深刻的阐述，把佛教思想作为一种独立的学说放在了与孔孟及老庄思想并列的地位，为佛教的独立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不仅反映了佛教传人中国初期人们是如何理解佛教的，而且对研究佛教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很有参考价值。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居士佛教著作，如都超《奉法要》、孙绰《喻道论》、宗炳《明佛论》、《答何承天书难黑白论》等等。这些著作为中国人理解和认同佛教、使佛教中国化并在隋唐得到繁荣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通过这些著作，我们一是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佛教是怎样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开花结果的，二是能清晰地了解佛教中国化之迹，即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理解和逐渐认同佛教的。唐·李翱《复性书》把禅宗的“本性清净”说与孟子的“性善论”等同起来，把禅宗所谓“业障”和孟子所谓“后天染恶”牵扯起来，把禅宗的“直指本心”、“即心即佛”与孟子的“求其放心”联系起来，以佛理来解释儒家的学说，标志着中国人对佛教的完全认同和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深人。外来之佛教被中国文化吸收、融合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