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虽有少量佛寺，但主要是为了满足西域来华胡商的宗教信仰，法律上不允许中国人出家做和尚。后赵石勒时，王度上书说汉代“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fsl。在佛教传人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政府不允许汉人出家，所以，只有少数汉人如朱士行、严佛调等出家，信佛法的汉人绝大多数是居士。因此，早期的译经中，有专应居士之需求而译出者，如《法镜经》。汤用彤先生说:“汉人虽有沙门，但受五戒未出家之居士或较多。桓帝时，安玄译《法镜经》，叙佛告居士郁伽长者以在家出家行法。魏初康僧会为之注，其后又有人为之理其阔失。《阴持人经注》亦引之。此经行世若此，或因其中专为居士说在家之法，正应当世之需求也。之后又有《胜贫经》、《维摩洁经》等以居士说法为主的佛经也相继译出。特别是《维摩洁经》，在隋前至少有四个译本，一是支谦本，二是竺法护译本，又有删节本，三是竺叔兰译本，四是鸡摩罗什译本;而月还出现一了合本、注本、节抄本等。可见，《维摩洁经》在中国影响之大。任继愈先生主编高潮。‘出家’和‘在家’的界限已被抹杀，甚至‘在家’高于‘出家’。……《维摩洁经》从般若理论和宗教实践这两个方面把佛教的出世移到了世俗世界:它不但让僧侣的生活世俗化，而且让世俗人的生活僧侣化，从而把世俗社会引进了宗教世界。pl《维摩洁经》之流行，既反映了中国接受佛教的趋向，又表明中国居士佛教已有相当的发展。

    同时，又有多种居士戒经的译出。昙摩俄(或作昙无俄)在晋安帝玄始六年(417)译出《优婆塞戒》七卷，玄始十年(924)译出《菩萨戒优婆塞戒坛文》一卷;求那跋摩在宋文帝(424一453)时译出《三归及优婆塞二十二戒》(或云《优婆塞戒》)一卷;此外还有《八关斋经》及《优婆塞戒经》的多种译本和抄本行世。《出三藏记集》曾记述了当时译经的盛况。

    在宗教实践上，西晋的佛教徒已开始举办法会、持斋供养等。据《法苑珠林·受清篇》“晋闭公”t9l条所记，西晋有为死者在寺院举办法会的宗教仪式，当时已有西方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和菩萨度世的信仰。居士持斋修行和《八关忏文》之类的出现，表明佛教在中国民间已相当流行，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佛教在中国已基本上扎下了根。

    汉末至南北朝，是佛教传人并日趋兴盛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佛教由附庸地位逐渐趋向独立发展地位，居士佛教虽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加深。重要居士有牟子(?一79),都超(336一377 )、孙绰(320一377 )、刘遗民(352 -410}、宗炳(375一443)、傅大士(497一569)等。

    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宗派林立，名僧辈出，僧伽佛教大放光彩。同时，佛教居士也不少，他们修为之高者，可与高僧相比。如庞居士(?-815)，其修为之高，不亚于当时之丹霞(739一824)、南泉(748一834)、百丈( 750一814)等名僧，后人称之为“中土维摩洁”。其他如李长者(635一730)、王摩洁(701一761}、柳宗元(773一819)、白居易(772一846)、李翱(772一814),裴休(约791一864)等。

    宋元明清是佛教走下坡路、日趋没落的时期。特别是从明代开始，由于国家对僧伽活动的限制，僧伽佛教逐渐脱离社会现实，缺乏活力与创新。与此相反，居士佛教却得到了大发展，居于主导地位，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瑙衣而流于居士长者间。主要表现为对佛法的重新认识、理解，并消化、吸收，推动了佛教的改革与复兴。在哲学、文学等领域都出现了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居士。佛日在《近现代居士佛教》一文中对近现代居士佛教的繁荣状况作了论述，并说:“明清以降，随僧伽佛教之衰落，居士在佛教中的地位有逐渐上升之势。及至近现代，居士佛教的勃兴，成为佛教复兴运动中极为显眼的现象。这时期，重要的居士有张叔平(987一1082)、苏轼(1036一1101)、黄庭坚(1045一1105)、张天觉(1043一1121)、宋镰(1310一1381)、李卓吾(1527一1602)、杨仁山(1837一191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