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信仰与布施。佛教从汉末传人中国，最初，国家不允许中国本土人出家，佛教信众主要是在家居士，居士的信仰与布施对佛教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中国佛教二千余年的传播过程中，他们出资出力，在建寺度僧、塑像印经、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虔诚信仰和慷慨布施，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布施之种类甚多，如施食、施财、施身、施子等等，在财力、物力、人力诸方面支持了佛教，是佛教生存的根本支柱。

    其次，弘法与护法。明代朱时恩在《自叙分灯录缘起》中说:“然考当时法道盛行，有主化者必有分化者。主化者如上所述，具载传灯;分化者则有如维摩洁、庞道玄、张无尽、宋景谦辈，秘大现小，带水拖泥，不坏假名而谈实相，斯亦悲愿弘广混俗利生之遐轨已。居士宣传和弘扬佛法的方式甚多，有的直接参与佛经的译注和传刻。如安玄协助严佛调译《法镜经》;支恭明(200一252)译《摩洁》、《大般》等二十七经;竺叔兰(261 -314)译《异维摩洁经》、《放光经》等。据佛经翻译史的记录，东汉从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到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这154年间译经者12人，译出佛经(包括佛教教律等各种著作)共292部，合395卷，其中倾注了佛教居士许多心血。有的以己之名望带动他人，如刘遗民(352 - 412)，不作晋室之官而到庐山东林寺依慧远法师，同时有宗少文、周道祖、雷仲伦、张莱民、张秀实、毕士颖，均到庐山，造西方三圣像，建斋立社，共修佛法。知归子赞曰:“佛法入兹土，始昌于晋，而士大夫之息心净土者，罕闻焉。至遗民一唱，远近倾动，虽远师实成之，亦由遗民精诚内激，冥孚众志。有的甚至直接讲经，如傅大士(497一569)曾给梁武帝讲《金刚经》，“才升座，以尺挥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大士曰:‘陛下会不?’曰:‘不会。’大士曰:‘大士讲经竟。而且还收徒传法。此外，居士们还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如诗、文、曲、小说、绘画、造像等宣扬佛法。居士们在与僧伽广泛交往、运用各种形式宣传佛教的同时，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的相互交流及融合。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如文学，从主题、语言、修辞到构思、鉴赏都有佛教的影响。而佛教在体制、仪式诸方面亦具明显之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