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先世的变迁问题曾在史学界有许多争论，并且得到很多学者关注和研究。据有学者考证大体上是“周秦以前称为肃慎，汉魏晋称捐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靴揭，辽金元明称女真(或称女直)，清称满洲，皆此族之异名也。所居地则在黑龙松花江之下游，唐代以后靴揭人所建之国曰渤海，女真人所建之国曰金，满洲人所建之国曰清，今称此族曰满洲。”本文依据此观点，将满族先世界定为肃慎到明末女真前的不断融合的民族共同体。
满族先世的葬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建构和演变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满族先世使用了土葬、树葬、兽葬、火葬等葬法，可以说，每一种葬法都折射着满族文化建构者所具有文化内涵的变迁。
肃慎和捐娄时期，满族先世使用简单的土葬来埋葬尸体，使用木质的荐来盛放尸体，出现了随葬品，无停尸之仪、哭丧之理、服丧之制。据《晋书·四夷传》记载“死者其口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荐，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性凶悍，以无忧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谓之不壮。”《太平御览》也谓“死者即口便葬于野，交木做小荐，杀猪积荐上，富室至数百，贫者数十，以为死者之粮，以土覆之，以绳系于荐头出土上，以酒灌酪，绳腐而止，无时祭祀也。”这种葬法是与有限的社会生产力相联系的。肃慎、捐娄主要以游牧渔猎为业，只有年轻力壮的男子才能对氏族有较多的贡献，故子孙对于死去的长辈并无追怀的情感需要;其次，“杀猪积荐上”、“以酒灌酪”及“以为死者之粮”，证明了当时灵魂观念已经出现。
南北朝时期，勿吉的葬法承袭肃慎、捐娄，但又有所改变。《魏书·勿吉传》载“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家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勿吉的葬法呈现了季节性的特点，春夏季节为掘土成坟的土葬，而秋冬季节则为将死者尸体任鸟兽啄食的兽葬。这可能是由于东北气候环境的特点所造成的葬法的不同，在本文第五章将有论述，在此不复赘述。勿吉的兽葬保留得很久远，在满族入关后的黑龙江地区仍有记载，《黑龙江外记》载有“呼伦贝尔、布特哈人死挂于树，态鸟莺食，以肉尽为升天”，并推测“世有鸟葬、树葬之说，即此俗。”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田野调查显示，生活在林区的鄂伦春人还在实行将尸体用桦树皮包上，放置于树上，待鸟兽啄食的葬法，这也许是延续了勿吉的兽葬之法。
靴揭在历史上以劲健彪悍而著称。《旧唐书·北狄传》载:“俗编发，缀野泵牙，插雄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性忍悍，善射猎，无忧戚，贵壮贱老。”这与肃慎、捐娄“性凶悍，以无忧哀相尚”的特点是相一致的。据史料记载，靴揭的葬法为不使用棺荐的土葬，“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这一方面反应了靴揭人具有殉葬的习俗，另一方面反映了马作为重要的工具已经在经济生产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对唐代渤海六顶山墓葬地(今吉林敦化城约5里)的考古过程中发现，好几座墓葬里都发现了火烧的痕迹，有的棺木和人骨都被烧成了炭，这可能是渤海葬俗中曾部分的实行过火葬的表现。这在靴揭葬俗受到唐代佛教火葬影响的大前提下是很有可能的。
金代女真的文化秉承于肃慎一一靴揭一支，由于受到中原、高丽文化的影响，发展程度是空前的、跳跃式的。其葬法据《辽东志》载:“男女老死，夸」其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植之。溺死者，以鱼叉叉其尸，裹以海豹皮埋之，曰变海豹矣;熊虎伤死者，裸掷其尸，作熊虎势，令人射中，带矢埋之，曰变熊虎矣。”从中我们可看到火葬和简单的土葬葬法。《大金国志》记载:“死者埋之，而无棺荐”，这证明了其土葬时采用无棺葬的形式。金代女真的随葬品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到这时的“贵者生焚所宠奴裨、所乘鞍马以殉之。”这种人殉的葬俗特点进一步证明了女真的阶级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