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墓葬出土的佛教遗存

    辽代社会各阶层崇信佛教，佛教徒们的社会地位也在提高，辽僧们被授予官位的也比较多，仅在辽兴宗时期，正式拜僧人为三师、三公兼政事令的人，多达20人，许多“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契丹皇帝授予僧侣的官职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高官显爵但没有多少实权的荣誉性官职，如“师”、“傅”之类的官职。兴宗朝的高僧非融加官为检校太傅太尉。高僧正慧，官至崇禄大夫检校太尉。还有一类是有职有权的僧务总管。辽代人崇佛，僧尼众多，以僧管僧，与契丹人“因俗而治”一样，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双凤纪念园，公墓，上海墓园

    辽代出土的佛教遗存

    10世纪初，契丹在建立辽朝前后即开始兴建佛寺，公元902年龙化州修开教寺。领燕、云十六州后，在皇室的倡导下，佛事益盛。兴建寺宇，刊刻石经，校印佛藏。佛教的真言宗和禅宗广泛流行，佛教文化艺术得到一定发展。在天津蓟县独乐寺、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等处都保存有辽代彩塑。山于辽代佛寺与塔庙遗存的研究很多，本节主要介绍辽上京周围的辽代佛教遗存。

    “塔”是由古印度作为埋佛舍利的坟墓“率堵波”演变而来，属佛教纪念性建筑的范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古印度“率堵波”这一特殊的建筑及文化内涵，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结合，并把人们对佛教的理解及其心理寄托融汇其中，创造出中国式的“塔”而取代了原有早期的“卒堵波”，成为我国佛教纪念建筑的特定形式，虽然其形体造型与“率堵波”发生质的变化，但其佛教文化的内涵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大的延伸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