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和传播，将各种学科与历史学问题结合的研究越来越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丧葬史研究也不例外。
段塔丽《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丧葬习俗—船棺葬及其民俗文化内涵》(2002)一文运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从船棺葬的发现与地理分布、船棺葬与巴蜀先民生产与生活的关系、船棺葬的特点及其民俗文化内涵等三个方面，探讨这一古老的丧葬习俗形成的原因，以及它所蕴藏的民俗文化内涵。马延孝《徨水流域汉族丧葬习俗的宗教学解读》(2007)运用宗教学理论，解读了涅水流域汉族的丧葬礼仪及其过程中制约人们悟守传统、尊崇祖先的重要精神支柱—灵魂观。俞江《论清代的继子孙责任—以顺天府宝低县刑房档为线索》(2007)从宝低县衙档案中的继书和案件分析发现，家业传承与父债子还相联系的，承继是指整个家庭的所有内容向下辈移交;因此，继父母考察继子孙能否承继，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综合地考察继子孙的行为。只要继子孙有影响家业承继的不良行为，就可能导致废继。魏琳《从丧葬仪式看村落文化的涵化—对一个多民族村寨丧葬仪式的调查与思考》(2010)经过对宝坪村丧葬仪式的调查后，发现宝坪社会中各个族群的文化在丧葬这个特殊的仪式空间中正发生着互动、交融和涵化。根据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社会空间建构理论对宝坪村的多元文化力量相互整合的丧葬习俗空间进行描述，认为宝坪村民的空间观念、空间布局和空间安排一方面是其丧葬仪式得以展演和延续的重要语境，同时也是村落文化涵化的重要呈现。
齐月娜《葬礼:面对死亡的社会安排—城市环境下葬礼仪式浅析》(2008)通过实地观察和对殡仪馆工作人员的访谈，描绘了天津市城市内部现有的国家规范框架下葬礼仪式的具体过程以及附着在这个框架下的民间习俗的现状，试图通过对国家规范框架下的“正式”葬礼仪式及与其相对的“非正式”仪式展现在城市中普通个人的葬礼基于公共环境和家庭环境不同场景所采用的不同仪式过程。董敬畏《关中地区丧葬中互惠共同体—以临渔区S村丧葬仪式为例》(2008)表达了“人类学关注的不是礼物和互惠本身，而是它背后的人群结合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呈现不同面相”这一学术观念。(董敬畏2008:118一122)张明《宗教市场论视野下鲤城丧葬仪式的象征与功能》(2009)通过口述史访谈、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的解读，重点考察近代以来福建省仙游县鲤城镇民间丧葬仪式，分析在该区域市场内一些宗教经济现象的历史变迁，展现代表外来宗教的基督教与代表本土宗教的三一教间的竞争与合作，建构动态的宗教市场运行模式，并拟就该宗教区域市场的发展趋势与社会影响略述一孔之见。钟静静《河北省乡村汉人社会丧葬仪式的考察与探微—基于河北省献县地区的个案研究》(2010)在对河北省献县地区丧葬仪式调查搜集的基础上发现，近年来仪式呈现出墓地家族属性弱化、丧事采办用物市场化、丧礼仪式情感与场所的部分缺失等一些变化，但是，群众心目中的仪式依然具有抚慰生者、安慰亡灵的双重作用，同时，仪式对民间社会及相关利益群体发挥着慰藉、聚合、规范和教化等功能。何衡松、何成合著《明清国家丧葬礼制与地方丧葬习俗初探—以广东广惠两府为例》(2011)一文就明清时期广东广惠两府的丧葬习俗和国家礼制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更好地了解该地区的风俗习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