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追荐又称为七七斋、水陆道场、水陆大会、水陆会、水陆斋、水陆斋仪等，它原本佛教的法会之一，后来又衍成佛教信徒的葬俗，成为一种超度亡灵的法事活动。佛教认为，人死后会转生，并依众生生前善恶表现分别进人六道。在死生之间，有“中阴身”之阶段，似童子形象，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至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称为“七七”，“若未得生缘，极七日住，若有生缘则不定。若极七日，必死而复生”梦6]中阴身在七七四十九天后必生一处。因而，人死后每隔七天要祭祀一次，丧家要斋僧，诵经为其超度，亡者便会由于善业功德的感应而得到超生，使其来世生于善道;但若过了四十九日，灵魂只能随亡者生前善恶行为所造成的业力而投生了，那时的超度只能是减少其苦难，而不能改变其往生之所了。此观念与中国传统的魂魄观念有相同之处，得到迅速传播施行。因此，人亡每至七日的追荐活动非常受重视，每隔七天做一次法事，设斋祭奠死者，依次至七七四十九天而止，为亡者修福，使之免人地狱，也称其为“累七”、“斋七”或“七七追荐”，这是丧礼中最重要的活动，其目的在于超度亡灵以免其罪过而往生善道，也是出于对超自然力的灵魂的敬畏，避免其作祟于生者而祈求亡者灵魂的安息和护佑。
民间以七七追荐超度亡灵的习俗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北魏胡太后父国珍卒，“诏自始亮至七七，皆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僧斋”。延至唐时此习俗更为流行，如素不信佛的姚崇出于对子孙后代福报的考虑，不敢违背社会习俗，临终告诫子孙:“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佃宋代以降，此俗已成为丧礼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种超度也经历了一种中国式的调和，火葬本为薄葬，但是通过复杂的“烧七”转为厚葬，而且佛道并举，和尚道士一并上场。“五七”、“七七”祭仪尤重。“七七”又称“断七”。“七七”后，就算出了孝期，方可烧孝鞋、丧杖等物，撤掉灵堂。“断七”这一天，要请道士和尚来做道场，念经拜忏。上揭外戚胡国珍死后，曾设千僧斋七七斋。《北齐书·孙灵晖传》:南阳王高绰死后，“每至七日至百日终，灵晖恒为绰请僧设斋。”
“做七”既请僧众诵经，也请道士诵经。也有说法认为其本于道教:人初生以七月为腊，一腊而一魄成，经七七四十九而七魄具;死则以七日为忌，一忌而一魄散，经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泯，此为道教魂魄聚散之说。清代赵翼在《陕余从考》卷三十二对此论证:“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丽有此七七之制耳。”还有说法认为其原型是“虞祭”，即周代时“国人”于父母葬后迎其魂灵于殡宫的祭祀仪式。按礼规定，举行虞祭的时间和次数因死者地位的不同而有区别:士之丧三虞，大夫之丧五虞，诸侯之丧七虞，每次虞祭皆以七日为期。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大夫都僧用诸侯的七虞之礼。再往后改朝换代，只要有条件谁举办七虞都行，最终流变成了通行民间的“做七”习俗。
延至唐五代时期又增加了百日斋、一年斋和三年斋，合为十斋，这十斋又与十殿阎王结合起来称为“十王斋”，这些斋仪又有了为亡者免去十殿阎王地狱之苦的意义。可见，丧礼中揉合了佛教生死轮回教义、中国民间灵魂不灭思想和道教神灵观，越来越趋向复杂化。
在七七斋时除斋僧诵经外，有的丧事还要举行大规模的水陆法会。水陆法会，又称水陆道场、水陆会、水陆斋仪、慈济会等，全称为“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圣会”，是佛教中用来超度死者罪业的最重大的礼忏法会。此法会是由南朝梁武帝的仿道慈忏》和唐代密教的冥道无遮大斋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其内容是诵经设斋、礼佛拜忏、追荐亡灵，即为一切水陆生物供养斋食，诵经礼忏以祈求死者超脱往生净土。此法事少则七昼夜，多则四十九天，富者独立营办而被称为“独姓法会”，贫者众人共举称“众姓水陆”。水陆法会始行于南朝萧梁时期，不久便融人民间的丧葬习俗中而流传开来。至宋代，水陆法会盛行，显贵富裕之家多举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