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参与了整个丧葬过程，与事主周家的儿女进行过深度访谈，大儿子周学民深有感触的说:“我父亲死的早，母亲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受过很多苦，我们这样做思想上就会快活些，思想上也就没有包袱。我们给她(亡人)的(祭品)不在乎她(亡人)是否得到。当时我们家在我们生产队是最困难的。现在经济好了，我们应该给老人做，可以表达我们深厚的感情，(更)主要是对老人的尊重。请先生来可以为老人悔罪，更重要的为老人热闹。兄弟媳妇从来不到我家来看母亲，人死了，她还是主动积极的忙乎，我们也原谅了。”当周学民提到兄弟媳妇的时候，亡人的二女儿连忙接过话说:“她不来，妈会在阴间找她麻烦的，搞得她家里不得安宁。”显然，土家族丧葬仪式可以说是为活人开的，它是一个表达悲哀和愧疚的机会，是活人宣泄情感的方式，又是亲人在压力和困难中相互安慰、鼓励的机会。悼念的亲人聚在一起可以重新建立新的互动关系，将生者置于“死者”身份之中，保证生活得以继续。可见，丧葬仪式是为了把对死者的恐惧、对变化不定的生命状况的忧虑，对由于相信死者的灵魂具有力量和复仇心而导致的苦恼以及在死别之际人们所怀有的情感，尽可能地缓和下来。
这里的村民住宅分散，平时交往不便，自从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村民更多的时间是在独自忙乎农活。这样，村民之间相互交流来往的机会更少。而丧葬对于土家人来说，是人生中的大事，左邻右舍、村寨人不请自来帮忙，即使是关系不好的，也会去事主家看看，帮帮忙。因此，正是丧葬仪式为村民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机会，他们借此机会在一起评头论足事主，相互问寒问暖，结交新的人群，这无意间增加了他们的交流机会，化解了彼此的误解，加强了村民之间的团结。
综上所述，正是丧葬仪式的举行，既成为亲人宣泄情感的方式，从而也增强了家族民族间的凝聚力，强化了家族民族间的认同感。但是丧葬仪式巩固家庭纽带的作用超越了个人情感宣泄的需要。
透过丧葬礼仪，我们还能发现什么呢?对此，笔者访问了桑植县民宗局办公室主任王军，他意味深长地说:“请道士做敬贡、搞超度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一种祭奠亡人不可或缺的习俗，在农村，特别是老人(亡人)一定要这样搞，如果不搞，就是不孝，别人也会说后人(亡人的子女)没有能力。现在，丧事的花费越来越高，似乎有了互相攀比的心理。”从村民朱和珍(女，58岁)的谈话也能证实王主任的观念，“我婆婆在临死前叮嘱要做三天好事、破血池。弟媳妇不同意做，我说她不做我做，婆婆这样在临死前就奉赠(祝愿之意)我以后发大财，发子发孙。这(丧礼做得隆重)说明一个人有志气，别人能为父母做，我当然也能做，这也是一个人的名气。破血池的那天，弟媳妇没有在血池下跪行走，后来别人都在背后骂她没有孝心。我现在身体好，自己可以劳动挣钱养活自己，老了也不需要儿女们给我什么，我只是希望我以后死了，他们给我做佛事。”在事主厨房帮忙的村民连忙插话:“破地狱、破血池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去看看某某 (孝媳)会不会在血池下跪行走，会不会喝血水。”显然，丧葬仪式在这里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孝心的价值尺度，村民更在乎的是自己死后儿女们的表达孝心的方式。
通过佛事中的破狱、破池、解罪等超度活动，来达到报孝这一最终目的，至于究竟是不是真的超度了，是不是把亡人超度上天堂了，谁也没把握，谁也不知道，关键问题是人们通过此举来表达人们“报答父母养育恩”的人伦思想。这不仅是土家族基本的道德准则，也是土家族人的伦理观念，丧仪活动中，那么多的歌词都是记载着父母的哺育之恩、创家立业之功，它是宣扬传统的生动的课堂。难怪村民感叹:“就是借钱也要做几天(道场)，心里才会踏实。”
这种超度的民间丧葬活动，既是对死者的终极关怀，更重要的是对生者的现实教育。它通过唱词和仪式形成一种道德准则，作为区分和衡量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从而形成一种行为规范，用以指导和调整社会中家族与家族、家族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给人们揭示一种人生的价值观念，衡量孝的标准，便具体表现在对父母的生养死葬的态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