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代民间祭祀中常出现的戏曲剧种，如曲剧、豫剧、宛梆在清中后期尚未形成，但当代戏曲演出中流行的大量戏曲故事却己经可见于当时的祭祀活动所流行的各类曲艺之中，清中后期南阳地区民间祭祀中艺术表演中的叙事艺术在题材、故事结构、人物性格设定、价值取向己与今天无异。由于戏曲、曲艺这类叙事艺术是南阳地区祭祀仪式中最为重要的艺术形式，因而可以说，清中后期南阳地区祭祀仪式中的艺术活动奠定了今天祭祀仪式艺术表演的基础。尽管民间祭祀表演在肢体表演的严谨、技巧性上无法与官方祭祀表演相抗衡，但民间祭祀种的艺术表演却借助其对历史、故事的塑造取得了从士人阶层到普通大众的共同喜爱。
此时期，曲艺主要涉及的故事既包括以诸葛亮、石崇、包公、岳飞等历史人物为核心的历史故事，兼有《小姑贤》《刘全进瓜》《阴阳配》等民间故事。首先应当承认的是，声腔技艺是故事展现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文人阶层及演唱团体内部用以评判演员技艺好坏最为重要的标准，但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这些表演最核心的吸引力还是故事本身。这些故事一方面颇具趣味性与传奇性，另一方面则满足了观众对英雄的想象。
清中后期南阳民间祭祀仪式中故事性艺术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托乱衬治、小场面演大历史、以抒情载冲突三个方面。
托乱衬治与南阳地区观众在观看历史剧时对“治”与“乱”的矛盾心态有关。从社会的现实状况来说，“乱”不仅存在与故事之中，也时刻威肋、着南阳人的现实生活，因而当地人渴望安定，所以历史剧中，乱是被否定、被整治的对象。但也只有在乱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出时事英雄，借助对乱的评定凸显出个人价值。所以，托乱衬治中的治是动词，指的是英雄评定、治理乱世的努力。历史剧一定有一个混乱的时代背景，或是三国或南北朝或是五代，当地人将转乱为治的社会理想寄托于艺术人物，希望出担当大任的英雄。
小场面演大历史这一特色的出现则受到多方面原因影响。首先是文化方面的原因，角色与角色之间产生互动、发生关系，是故事性艺术产生戏剧效果的重要前提。如孙隆基先生所论述:“中国人认为:‘个体’只有在一个包含人与我的‘人情的磁力场’中才能自我完成，而儒家的强调正是放在这个场中人我感通这个过程之上。的确，唯有‘心’的动态，才能由一人之‘身’出发，达到另一个人‘身’上一一这种二人’的关系就是‘仁’。……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把自己纳入渠道化的‘二人’关系的。在传统时代，这类‘二人’关系即被公式渠道化为五伦观念: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由于二人关系在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一切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出发点，所以，无论演出何种题材，表现何种价值观念，均可以从二人关系出发。这就使得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可以被浓缩于二人(如《空城计》)乃至于一人对一虚拟对象(如《柴郡主哭灵》)的关系互动之中。第二则是现实原因，自清末以来，南阳的经济发展水平始终不高，且有着尚简的传统。比起京城贵富、山陕商人，南阳地区民间祭祀活动中的戏曲演出中受于演出条件限制，不可能以太多演员表现宏大的场面。第三是视野原因，无论是创作戏曲、曲艺的下层士绅还是普通老百姓，其看待历史的视野大多不够开阔，故而在想象历史时，就受到自身经验的局限，形成了以小见大的特征。
以抒情载冲突指的是此时期当地戏曲、曲艺演出中戏剧冲突的塑造方式不是靠双方的对白(唱)，而主要依靠主角在抒情式的独白(唱)中冲突表现出来，在戏曲史中，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从说唱艺术向戏曲艺术过渡的阶段。南阳地区戏曲、曲艺表演一直保留此种传统，并成为其演出的一大特色。本研究附录二中收录了南阳曲剧传统剧目《空城计》，该作早在曲剧前身大调曲子盛行的时代就己出现并流行，以抒情载冲突的特色在该剧中最为典型，诸葛亮在抒情中将自己从火烧博望坡到气死周瑜之间的冲突全都以抒情的方式作为表现得重点唱出来，司马爵与诸葛亮之间的智斗反倒成了次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