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佛教就己经有所发展，明代临汾地区各区县的佛教在民间的发展己趋向于成熟，辖区下各区县兴建寺庙，广纳僧侣，普及教义，吸纳香火，给人们以信仰和心理上的安慰;同时教人向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封建统治者和当权派的政治诉求，一度形成了佛教发展的繁荣。日本学者牧田谛亮指出:“中国近二千年的佛教史发展，考虑其推动中国佛教史的因素，假如无法确实了解仅有极少数的僧侣在指导，而实际靠无数的庶民大众以其信仰之力护持这一事实，真正的中国佛教史是无法成立的。”又极大地说明在佛道进入中国之后不断的向百姓渗透，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宗教自发性的以及外界客观性的对于神佛的依赖使得当时佛教在民间发展范围持续扩大，深入渗透到民间生活中，影响日益根深蒂固。
除了佛教，众多本土教派在临汾地区也有所发展，以道教为甚，经历战火动荡、时局变革都未曾中断。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的代表，以北武当山为核心的山西是道教兴盛繁荣的重点区域。形成时间早，流传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在很长一段历史的发展中都传承有序，在北魏太武帝在位时尤为推崇，上行下效，迅速推广，使得佛道有了长足发展，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佛道两教逐步同儒教融合，在明清时期己经实现了三教融合大发展。
佛道在临汾地区渗透广泛，各县在丧葬仪式中均有所涉及，东部远离尧都区的安泽县民国时期县志有所记载:“至于尚侈靡做佛事皆习之陋者，司风化之君子，宜劝导禁止焉。”证明在民国时期己经有了做佛事的习俗，习俗的形成必是日积月累，慢慢演化渗透，故而明清时安泽县在丧葬仪式中以存佛事。位处临汾北部边缘的汾西县“商富家必用浮屠。”西部吉县则在葬后礼俗中有所体现“富家每七必举，中户首七尽七致祭，三七五七有延僧道者。”请僧道前来祭祀。南部的曲沃县更是“饭僧佼佛，延颈极乐世界。”热衷佛事皆为人知。即使在经济条件落后的永和县以及遵古礼的翼城县也都难免受到佛教的影响。《永和县志》记载:“葬时均不用浮屠，富家有用者亦甚少。”时人强调永和县不用浮屠，但仍被少数富贵之家所用。翼城县起初虽遵古礼不做佛事，但民间以做佛事超度亡者为由逐渐传开，绅士也难免受其影响，亦做佛事。“民间有不能祭者，往往借此以自致而托言超度后，相沿成风，绅士亦容有之矣。”浮山县《贾存仁墓志铭》中有载:“治丧不作佛事，不设荤撰，不用鼓吹，当时非笑之不篇动。抚弟友爱备至。”当时贾存仁给其父母治丧过程中不做佛事竟为乡民所笑，也可反映当时做佛事成为一种风尚。霍州墓碑《李诊庄村立婚丧事务役身钱开销规程碑记》中更有记载婚丧用度规格，“一僧道。遇事与俗同例。以上用人，城乡各庙依旧规。”僧道己然被纳入丧葬习俗体系之中。可见临汾地区明清时期做佛事己经成为固定习俗，渗透到丧葬之中。
佛道在临汾地区明清时期渗透广泛，但重视佛道者不可一概而论。这一时期行佛事者多为商贾之家及平民，绍绅之家及贫民行佛事者相对较少。究其原因其一多是绍绅之家遵循家礼，即文公之礼，传统家礼中未有做佛事之习俗，故而绍绅之家做佛事者皆有定数。《汾西县志》中就有记载:“自初丧至虞祭，富家颇遵家礼。”《吉州全志》中亦有记载:“亲丧惟摺绅旧家遵行文公家礼，余多同世俗逢七日或诵经或致祭不等，富家每七必举，中户首七尽七致祭，三七五七有延僧道者。”吉县的丧葬仪式中只有传统绍绅不做佛事，余则皆请僧道前来祭奠。翼城县在下葬仪式中绍绅之家沿用旧俗，绅士则不做佛事。“葬时绍绅之家多穿隧道，既葬旧俗，绅士之家遇葬不做佛事。”曲沃县中丧葬仪式的举行士大夫遵循朱子家礼，不曾做佛事，也不热衷僧道之事，对佛道之事争相追捧的更多是当时的商贾之家。“今士大夫家，咸知循礼法，刘繁芜。一切烙遵文公家礼，绝无饭僧追荐诸事，而商贾贩竖，群然华侈相尚者其亦思与其易也，宁戚之意乎。”太平县中士大夫亦不做佛事，“士大夫之家不作佛事。”而当时贫民不做佛事并未是观念引导，究其原因二是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襄陵县当时“间有作佛事诵经超度者，七七而止……家非贫乏，未有不行此者。”表明当时因家庭经济原因，无力请佛道者此项习俗才作罢。
当时行佛道之事原因并不唯一。总体说来为通往极乐、减轻罪孽、为生者谋福及安定死者灵魂等方面。曲沃地区行佛道之事因当地人民认为延请僧道参加丧葬仪式可使得死者到达极乐世界，故而在招待宾客之中对于僧人以及佛门中人尤其重视，“衣服袅未备，先虑延宾，棺掉不完，首画散孝，筵宴竞一时之盛，繁文列数里而遥，甚且饭僧佼佛，延颈极乐世界。”正是因为佛家所传播的通往极乐世界的思想从而使得当时的人们格外热衷于佛事的进行。除对于对于极乐世界的向往之外，还有生者为死者诵经，以求减其罪孽一说。时人在丧葬初期设置道场，在道场中请僧道人士进行诵经，认为诵经可减轻死者罪孽，为来生谋得好光景。“古礼，丧家不招僧道做佛事，今人于初丧次夜作道场，名曰念倒头经，又于七日百日礼忏诵经，云为死者减罪恶，是自诬其亲为积恶有罪之人也，甚至忌辰及二三年后仍礼忏诵经者，实属愚惑，妄费一切弹唱吹打撇赛戏弄等事，痛加严禁。”民国时期进行的严禁证明在明清时期人民己经有了做佛事可减轻人们身上的罪孽。道光时期的赵城县祭祀程度非常，己经达到淫祀的程度，村内有庙，在庙内进行祭祀，时人多祭祀于道家庙宇之中，在道家庙宇之中进行祈祷，为死者生者祈福。“惟尚淫祀，村必有庙，醇钱岁课息以奉神享赛，必演剧祭物以首承之，而进拜跪无常仪，乡献无常数，妇女老幼什伯为群，虽禁之弗敢，则道家祈祷之说，阶之厉也。”太平县行佛事则与以上县区不同，太平县崇尚丧葬从薄从简，只在葬后祭祀中进行简单的斋佛仪式，为的是让死者得到安宁。“亲大率去质崇文，苫块之余，辄为延宾计，以至逢七斋僧。”
国家仪制规定并无佛道之说，而临汾各地却纷纷行佛道之事，不仅因佛道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更有其地域性的影响，地域影响其主观能动性，使得人民争相信奉佛道之说。信仰的改变与当时临汾地区人民处于连续不断的水、旱、蝗蛹、火灾、地震及战乱息息相关(详情见附录三)。临汾地区明清时期除了有人为战乱的原因，更多的是受自然灾害的影响，频繁的干旱、暴风雨、大雪、地震使得人民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在科技以及自我营救不发达的明清时期，只靠国家贩济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天灾的发生更让人们的心理产生恐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需要信仰的维持，此时地理文化环境给了佛道滋生的土壤，佛道的出现带给了人民希望，人民将幸福与罪孽都寄托于佛道之上，诵经解除死者身上的罪孽，延请僧道使死者死后通往极乐世界，在祠堂进行祭拜，祈祷人民获得幸福。正是因为当时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让人们的心理更渴望获得安全感，故而体现在丧葬仪式中的即是佛道的渗入，又因为古代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十里不同俗，所以在信仰仪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因为人民对于神佛的依赖，使得在丧葬习俗中违礼现象愈演愈烈，对此国家对地方的独特性做出了相关规定，如若行佛道之事要进行惩罚，《劝兴礼俗诏》中记载:“僧道之设本以诱民为善，近代以来几遇为僧为道遇民间丧事修斋之际，男女混杂、饮酒食肉，甚非所宜，宜令有司严加禁约违者治罪。”虽然国家层面对佛道之事做出了具体规定，但对临汾地区的约束力还是十分有限的。
临汾地区明清时期的丧葬习俗虽然受到僧道的渗透，或多或少的佛道的行为参与到丧葬之中，但是因为临汾地区自古以来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使得临汾地区在形成自己地方特色时仍然拥有者强烈的儒家文化色彩使得在丧葬礼俗最终形成僧道为辅但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的地方丧葬习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