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王制》中记有天子、诸侯、士大夫及庶人的下葬时间:“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礼制规定之下平民三月即葬。清代品官和庶人根据《钦定大清通礼》记载品官“三月而葬”，平民则是“逾月而葬”，因在下葬之前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所以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天子举行仪式更加繁琐，故而所需时间长，平民简单则相应的时间较短。
临汾地区明清时期多出现停枢不葬的现象，但临汾地区并未全部分布，只是在浮山县、乡宁县、太平县、曲沃县、襄陵县、平阳府中有详细记载的关于停丧不葬的情况，这几个县多分布于临汾地区的东南部，处于河谷平原地带，经济较发达。虽然从区域分布上看这些县区较为集中，但是各县对于停丧不葬原因仍然有着很大不同:一、准备不足。因时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准备丧葬相关丧具，故延长下葬的期限，待物品准备充分之后则可下葬，浮山县志中就有此记载，“其力不能备者，多停枢以待丰裕，颇违古制。”时人以没有能力准备充足的丧葬用品而不能风光下葬为耻。根据现今实地调查发现，其中对于这一点的坚持源于事死如生的观念，认为随葬品以及l赠之物死者在地下是可以享用的，故而要准备充分。二、因风水之说。对墓葬以及下葬日期进行占卜，未能卜到合适的下葬条件时即会停枢不葬，《浮山县志》中有记载因过于相信风水之说所以停葬者有之，“更有泥信堪舆卜地卜日动经数岁方葬者。”除了占卜的日次不合适以外更有风水宝地之说，风水宝地在卜宅兆一节己经提及，在此不做赘述，时人因土地坚硬贫瘩或是近期未有吉时也是其主要原因。“因山田晓确，卜地为难，缓期至三年之内，亲丧未毕，尚可通融。”三、因不舍亲人离去，故而迟迟不葬，如襄陵县中“士大夫秉礼之家有遵制卜葬者，乡里怪之，以为忍于死亲也，以故家多停枢，甚有经数年始葬者。”“乡里怪之”表明当时在某些区域停丧不葬己经演变为一种风俗，按礼制进行下葬反以此为怪。
因有客观原因导致的停丧不葬现象的出现，几经发展，甚至发展到故意停丧不葬的境地，这己大违礼制。《乡宁县志》中明确记载，因无风水宝地竟有人视下葬为不急之事，将棺木放置与自己同室，用隔板间隔开来，依旧迎宾会客，不以为耻。“通尽七后，将棺移置堂角，用门隔装成一小室，或用字画为伤，而客位中设筵会亲友，恬不知怪，遂至有数十年不葬者，夫吉凶不可并行，亲殡在室，睹目惨戚，岂有移枢福仄而会亲友之礼?此皆习俗流失，不自知其不孝也。”迎宾待客，迟迟不葬却不知此习俗为不孝之道，颇为违礼。《平阳府志》中记载:“亲死而不葬，停丧在室，其初或限于地，或细于费，其居心不过稍缓，寝而久之，有十数年不葬者矣，一庭之内，生与死并居，婚与丧并行，不自知其不孝也，乡之士大夫为四民望，其何以戒之。”方志中记载让乡民以此为戒说明当时己有此情况的发生，故而进行规诫。
明朝统治者针对停丧不葬现象在《明会典》中规定:“有丧之家，必须依礼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枢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凡是有丧事的家庭，要按照礼仪进行下葬，因风水之说或其他原因停丧不葬者，将尸体放于野外常年风吹日晒的人要杖责八十。可见当时国家统治者对停丧不葬现象的重视。依据现有的碑刻资料中，《晋定王扩志》:“王以疾亮，不及闻，时宣德十年二月十二日也……以宣德十年十一月初三日葬于九峰山之原。”当时被贬为庶人的晋定王从去世至下葬足足有九个月之久。《明故义官卫公墓志铭》记载:+B嘉靖六年四月初七日也，距生天顺六年三月十二日……将以次年闰十月二十八日，葬于郡城地五里贾庄之原。”停丧时间长达一年。《明故寿官宋公孺人侯氏合葬墓志铭》中记载的墓碑主人宋宽:“侯氏生天顺八年八月初三日，卒于嘉靖十三年二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一。卜于十八年七月初八日，合葬郡城之南郭村之原先莹之次。”更是长达五年之久。虽国家对于停丧不葬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是规制的层层落实到了临汾地区的约束力却微乎其微。尽管当时有“倘穷奢不副，辄而停枢，此全为人，宁关死者”的说法，但个别地区人们的停丧不葬己然相沿成风。以上的几种不管是因为丧葬物品准备不充分，或者是占卜日期未到，又或者是找不到好的墓葬地点而延迟数年下葬，更或是由于本身的乡土风俗和乡间邻里之间的看法，终归在明清时期的临汾地区停丧不葬己经成为一大特色。停丧不葬背后所蕴含是儒家孝道对于地区丧葬的深刻影响，通过停丧不葬让死者和生者得到庇佑，殊不知在“入土为安”理念下，停丧不葬反体现其对逝者的不敬和不孝，丧失儒家孝道之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