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军在《三晋东周铜器墓》中，“根据铜鼎数目、乐器的有无以及墓葬的规模，对三晋地区东周铜器墓进行了分类，并从墓地选择、墓葬分布、墓葬形制、葬俗和随葬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涉及不少赵国铜器墓，为认识赵国贵族墓葬提供了便利。”梁云的《周代用圭制度的流变》，指出“西周高级贵族墓中出土的大型玉圭为祥瑞同时也是身份的象征，中小型墓中亦有玉圭的出现，但是相比较于高级贵族墓其比例较小，尺寸较小，同时也是仿造上层社会玉圭的明器。”
在东周时期，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关中和三晋周围地区随葬玉圭的现象比较突出，而其它地区比如楚、燕、齐等地区则比较零散。并且战国中晚期对用圭制度的破坏现象更为泛滥，上至卿大夫下至平民各个级别的墓中随葬的玉圭有超过20厘米，玉圭不再是等级身份的象征。孙庆伟在《西周玉圭及相关研究》中，从古文献提取有关玉圭的材料提出了三个问题:1.玉圭首部的形制如何?2.玉圭的等级身份如何?3.玉圭上的装饰花纹如何?运用出土的器物在去论证这三个问题。并讨论了玉圭和玉戈功能的一致性，认为尖首圭源于玉戈的说法是可信的，在西周时期玉圭的功能大致分为三种“1.用于祭器;2.身份的象征;3.用作盟誓之质。”但是并未指出玉圭制度破坏的原因，也未说明破坏之后带来的影响。赵海洲、曹建敦在《东周时期车马祭祀探论》中认为“诸侯王的崛起，随之而来的是对周礼的破坏和僧越，祭祀制度也在这种环境中悄然发生着变化。车马被广泛用于郊祀、宗庙祭祖、社祀、山川望祭、盟誓、方神各种祭祀，祭祀方法也大多数是采用沉和埋的方式。”李成的《东周时期葬用马车研究》认为“目前经考古发掘的东周车马坑己超过150座，车舆形态基本完整的有100多辆，这些车马坑或墓葬中的马车类型是当时丧葬礼制的重要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东周时期的生活用车，己经发现的东周马车分布广泛，从各国马车形态总体来看，相同成分较多，而差异也是存在的。”滕铭予、张亮的《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的分类新论》认为，从中原地区的东周也就是晋文化以及三家分晋以后的三晋文化，当然也包括周王室后分封的东周与西周的两个小诸侯国文化中的铜器墓作一分类，综合棺掉制度、列鼎的数量、随葬礼器等多种因素来体现东周的铜器墓之间的差异，从而来对其进行分类。东周的铜器墓的差异仅仅体现在以上几方面吗?积石积炭和墓主随葬品的类别和多少难道不能体现东周铜器墓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