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堪舆与礼典、法典、书仪不同，后者皆是直接的文本记载，而考古、堪舆则需要实地考察，其中对唐代墓葬的勘察，可以较为直观的看出唐代社会对丧葬事务的处理。有关成果较多，以下从考古与堪舆两方面论述。
考古学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文物及文献资料。在唐皇陵方面，陕西省文物考古所多次对唐十八陵进行细致的勘探，每次勘探后会出版一系列勘探报告，诸如《唐乾陵勘察记》、《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等。7这些考古简报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支持，因此较为重要。学界根据这些出土简报，对唐陵与唐皇帝丧礼做了一些研究，其中较早的成果当属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讨论了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中篇探讨了古代陵寝制度若干问题，下篇研究了古代陵寝和陵园布局。此书力图通过对墓地陵寝建筑与当时丧礼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揭示了陵寝与礼制互动关系的现象，因而对本课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沿此思路撰写的成果还有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等，齐文通过考古研究的方式，发现唐代在安史之乱后，丧礼中葬纪部分被削弱，丧纪与祭纪部分则得到了加强，从而反映出实际丧礼并非按照传统礼典规定所运作，而是根据时代之变革有新的变化。沈文则通过解读唐皇陵的研究，从考古学视角出发，探讨了陵墓的建制与实际礼典规定的差异问题。而根据考古简报，直接针对唐代陵寝与建筑的研究也较多，如段清波《秦始皇封土建筑探析一兼释“中成观游”》，该文以秦始皇陵为核心，对比了唐皇陵与秦始皇陵之间建筑的区别，其中有关唐陵分布与辨析方面的研究，为本课题在理解陵寝建筑上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张建林《唐代帝陵陵园形制与演变》，2此文充分利用了考古出土的报告，并结合不同出土报告的区别与联系，指出了唐代帝陵在形制上的演变问题，大致的对不同建筑所处的位置进行了绘制，为本课题提供了更为直观的陵园分布结构。除了帝陵本身的建筑与分布外，在考古学界在出土文物的研究上，也有一些成果，如唐代陵墓在修筑时，常常会埋葬镇墓石作为辟邪的物品，而这些物品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被人发掘，对这些出土的文物，学界也有所关注，其中以刘屹为代表，他主要针对唐皇陵的镇墓石进行了解读，3指出唐代帝王的葬礼，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会吸收与融合道教等宗教因子，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拓宽了思路。
在堪舆方面的研究，则有吴羽、余欣等人，他们从风水与占卜出发，结合星辰、日历探讨丧葬事务中的吉凶征兆等问题，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如吴羽在其《唐宋葬事择吉避忌的若干变化》中，对敦煌文献中的《阴阳书》残卷进行了详细的考辩，并结合邓文宽《敦煌古历丛识》，《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中的《各星命月中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对关系表》和《六十甲子纳音表》《干支五行对照表》，将文书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其中对于阴阳葬日的推算，为唐代丧葬中风水及送葬日期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又如余欣在其《神抵的“碎化”:唐宋敦煌社祭变迁研究》一文中就探讨了在唐代敦煌地区“社祭”的构建与分化反映出此地域宗教信仰的转型问题，其中多有提及在宗教转型中丧葬事务的变化。再如金身佳对卦象与墓穴的研究，他根据敦煌文书中的《卜葬书》，结合当时墓葬发掘，发现唐代的堪舆多遵循着“六甲八卦家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墓葬的土质、深度、埋葬的时间，从而推算出当时的神煞、步除的原则。6他所做出的建除表为本文在堪舆方面的论述提供了方法。
以上，从考古与堪舆角度对唐代丧礼的研究成果，避免了单纯的从文本到文本的简单赘述，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唐代丧礼研究提供实物支持，也有利于对中古时期丧葬礼制的深入探讨。但考古有个较为直接的弊端是常常出现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合的情况，因此这种情况成为了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都需函待解决的难题。
最后，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研究的学者，则为吴丽娱、金子修一、金子由纪等人，其中以吴丽娱的成果较为突出。自从《天圣令》发现以来，吴丽娱对唐代丧礼制度进行再审视与深化，在帝王丧葬礼制部分，她撰写的《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一书，以上、下编的形式，对唐初凶礼的流变、《国恤》礼的来源与修撰乃至最后是如何被取消的、以及取消后朝廷应对的措施、君臣之间的奉慰形式都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吴先生指出皇帝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死亡是不允许被臣子所预测的，这是《国恤》篇被删除的直接原因。虽然《国恤》被删掉了，但种种仪式的举办皆为当时通晓的礼官所传承，所以一直到玄宗时期并没有出现危机。到了代德时期，由于战乱的缘故，朝廷屡经迁播，通晓礼制的大臣多死伤离乱，致使出现了如何为代宗举办葬礼的礼制危机，这即是颜真卿所做《大唐元陵仪注》(以下简称《元陵仪注》)之背景，她的诸多研究与论述为本课题提供了指明了方向。金子修一通过对《通典》中的《元陵仪注》进行了文本校刊与释读，汇编成了《大唐元陵仪注新释》一书。2虽然学界对此书在仪式排列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此书的刊布，为本课题的研究提前扫清了文本障碍。金子由纪从《元陵仪注》的文本出发，进行排列与组合，更可贵的是围绕文本的时间发生顺序，制成了明晰的时间表格，对本课题的论述提供了时空逻辑顺序。
从上述学术史回顾可见，针对本课题的学术成果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较为深入，但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些恰好是本课题所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