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之设史载有例，如霍光墓祠堂、张安世墓祠堂、董贤墓祠堂等，其中张安世墓祠堂还为发掘所证。考古发掘所见祠堂甚少，一般与祠堂难以保存有直接关系。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葬律明确有列侯墓“祠舍盖六丈,>一律文，所以一般认为至少列侯级以上墓葬设祠大致是定制，当无疑义。尽管如此，如刘贺父子墓皆见有祠堂这种情形则属首例，十分珍贵，值得探究。
刘贺墓园衬葬墓中，5号、6号、4号三座墓葬都于墓前设有祠堂，尚留有少量残砖颓瓦和稍完整的夯土基址。由祠堂夯土基址分析，分属5号、6号、4号墓的三座祠堂，其主体结构基本一致，基址平面呈横长方“凹”字形结构，“凹”形缺口南向，有瓦顶，与刘贺墓前的祠堂相比，体量上虽有差异，结构则非常相似，是非常难得的发现。
刘贺父子墓前皆设有祠堂在形制的认定上有重要意义。四座祠堂形制相当一致，至少说明昌邑集团宇L仪认知中认可的当是这种祠堂形式。在靠近刘贺墓前出现的两座礼制建筑认定中，学者对其基本属性归于祠、寝多无疑义，但对何为祠何为寝则不一致。is一笔者认定位于刘贺墓前偏左一侧平面略呈长方形式的建筑是为祠堂，重要依据之一即是，刘贺墓祠堂遗址与子辈们墓前祠堂遗址完全一致，这可成为最直接的相互内证，亦即这是他昌邑集团几乎同时建成的形式一致的祠堂建筑。不同于高等级墓葬墓前建筑还会有不同属性需要厘正，刘充国弟兄墓前建筑属性则不可能有祠堂以外的其它选择。
刘贺父子既然拥有四座形式相同的祠堂建筑，其祠堂建筑就一定有不同凡响的的指征意义，其形制特征很值得归纳和重视。四座祠堂形式特点如下:1.祠堂基本是横长方形式建筑，长宽比大约为1.25;2.祠堂四周为回廊结构，立有廊柱;3.中间实体建筑部分当为祭室，其主体实墙体部分平面为横置的“区”形，方向与墓向一致;;4.有顶，或为庞殿顶式。四座祠堂都出有残瓦堆积，属瓦顶无疑。按睡虎地77号汉墓葬律，列侯当“祠舍盖六丈”，刘贺墓祠堂与之大体相当，刘贺子辈衬葬墓的几个祠堂则较其父墓祠堂规模皆有递减。以刘充国祠论，其基址四周的柱础共10个，就比其父刘贺祠堂的基址四周柱础少了4个，即建筑纵深少了一进，面宽小了一间。尽管规模递减，其基本形式的相同，或说明此种祠堂可能是一定范围通行的一种形式。
衬葬子辈设有专门的祠堂，这种规制还从未见于以往的考古发掘，相近一些可资作以比较的，则首推张安世墓考古发现。张安世墓发掘重要学术贡献之一是发现了明确的祠堂建筑基址，i6一该祠堂之设有文献记载的直接佐证，成为汉代侯墓设祠的重要遗址证明。张安世墓不仅有祠堂之设，亦有子辈衬葬，且墓葬年代仅早于刘贺墓三年，是可资比照的不二资料。然而张安世墓子辈衬葬和设祠却与刘贺墓类似安排不同，或可看作它的另一种类型。
张安世墓祠堂存留有部分基址和少量的建筑材料，能够看出基本的建筑格局。清理中还通过遗存线索尤其是地层错叠关系，找出了祠堂建筑分期以及前后两期之间比较复杂的先后关系，从而判断出它的主祠部分即第一期建筑部分，应是见于记载的“起家祠堂”遗址。①该建筑遗存有高规格的建筑材料，有精美的花纹地砖和类似皇家建筑使用的吉文瓦当等，可确定为皇帝恩赐建造的墓园祠堂建筑。张安世墓祠堂第二期建筑保存状况较差，位于主祠北边一侧。二期建筑保存虽差，与第一期建筑的关系还算清楚，并且和二号墓的关联也有清楚的地层依据，判定当为子辈葬人墓园后增筑的祠堂建筑遗址。这应是子辈衬葬于张安世侯墓，且明确涉及其父之祠堂，并有一定增建现象的第一例资料。不难看出，张安世墓子辈衬葬虽也涉及祠堂，但并没有如同刘贺子辈那样独立于自己墓前的祠堂之设，而是采用附属的设祠形式。张安世墓的祠堂位置也与刘贺墓祠堂不同，位于墓葬左侧稍前。总体比较起来，其墓祠之设与刘贺墓祠堂设置还是有不少差异，尤其是子辈祠堂。
时代相同风格迥异的墓祠设置，在侯墓祠堂发现绝少的情况下，要清楚找出其原因是相当困难的。推测刘贺子辈特殊际遇或就是其衬葬独立设祠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前所分析的，刘贺墓园所葬几子都为疡葬，疡者无后，也就无以食享。按礼疡者是要衬祭于其祖以取得常祀的。而以刘贺家族当时的历史际遇，衬葬于父墓后，设祠于己墓前，则是另一种解决之道。
刘贺墓园衬葬诸子既设有了墓前祠堂，其食享也就有了保障。不过这种墓祭安排究竟如何，诸如谁来祭，如何祭等等，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刘贺墓园如此清晰的设祠安排，对有关汉代丧葬礼仪制度包括刘贺家族礼仪实践的认识研究无疑是十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