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充国虽然身份不高，属嗣侯未果的疡子，其随葬却比人们意想的高了不少。按目前公布资料，刘充国死享一停一棺，随葬器物100多件。随葬器物不仅数量种类较多，且档次不低，精品不少。其头部叠压有漆器，“下有玉圭、玉枕”，“颈部有玉组佩，腰部有玉带钩、玉瞻、水晶、玛瑙、铜印、玉具剑、书刀和马蹄金”，“足部有3个青铜小罐，还有大小玉璧。墓主身下有用贴有金片的云母进行包边的丝缕琉璃席，推测与刘贺同款。
西汉中后期玉器随葬风气颇盛，尤以诸侯王墓为甚。刘贺墓刘充国墓随葬如此，再前追至昌邑哀王刘骼，其墓随葬也大体如此。刘骼墓虽不如刘贺墓有那么多玉器随葬，但其对于以玉裹身的追求还是有充分显现，棺内于刘骼上下前后贴身排满了大大小小玉璧，达27块之多，一‘。一这不仅与当时社会风气有关，也是刘骼昌邑国文化风貌的直接反映。到了刘贺时期，对玉追求的程度更甚于刘骼，生前身后都留有突出印记，随葬的大量新奇精美的玉器，几乎给世人以玉王的印象。刘充国墓玉器出土则使这种印象更加定格化了，毕竟刘充国还未成人，玉器随葬如此丰厚，种类多、品位高、制作上乘，又与其父刘贺墓葬的随葬玉器颇多相似之处，难免引来多方关注。
刘骼、刘贺、刘充国祖孙三代的玉器随葬中大量用到葬玉，也有相当数量的佩玉和器物装饰用玉，即生活中用玉。与葬玉不同，生活中用玉或更多反映了特殊复杂的理念追求。一些学者注意到刘贺日常佩玉还留有记载，并以此佐证刘贺修养的某些侧面，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记载鲜见于史，见于史者必不寻常。刘充国墓较多佩玉出土则进一步明确告诉我们，这种不局限于一人一事一墓的频出事例，表明了刘贺家族对玉的文化理念、精神追求、教化认知诸多特殊属性的不一般理解，很值得探讨。再结合刘贺家族曾有大儒辅佐并为昌邑国奠以文化根基的历史记载，结合刘贺墓中那么多珍贵典籍尤其是儒家礼书的出土，包括其墓内孔子衣镜常置座右等等事相一并联系起来审视的话，就会对昌邑祖孙三代有不一样的印象，这是刘充国墓给我们的重要启迪之处。
刘充国墓随葬最耀眼的当数其琉璃席了。虽然其琉璃席不“与刘贺同款”，却起码是与刘贺最易对接起来的随葬。目前发现有此琉璃席随葬者仅刘贺父子二人，是绝无仅有的稀世奇品，足以令世人注目。琉璃席以金缕或丝缕编缀，环周缀以云母彩带等复杂边饰，还要铺垫金饼玉璧，可谓极尽装饰之能事。这种极致的以玉裹身的体系里，还照样包括身体上下的玉璧铺盖和铺垫，也包括玉圭、玉枕、玉复面、玉佩、玉带钩、玉瞩等等，一些类玉宝物的追求，也都一并囊括其中。
琉璃席的出现可能是对葬玉极致追求的产物，刘充国墓琉璃席发现却更值得我们关注其中的其它信息，尤其是它的“创造”，两例琉璃席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它的珍奇，更在于这两件宝物的来历甚至创造。要知道，如果说刘贺墓琉璃席随葬或还可能是刘贺侯国早先就有所准备的话，那么刘充国随葬的琉璃席则是面临突然卒亡出现的安排，不由人不聚焦琉璃席的来历。是朝廷赏赐?还从未曾有过类似的意想的创造，其新奇精雅都不亚于金缕玉衣。同时在刘贺刘充国两墓中出现的琉璃席，不是一般事相，无论其来源如何，恐都离不开汉宣帝的垂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