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何原因使得北方的陶俑葬习俗能够在短时间内被楚东地区的各阶层所接受呢?首先，这与贵族阶级的推动不无关系，但关键因素应是大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剧烈变化。在战国晚期，唯一能使整个楚国社会产生巨大震荡的事件就是战败迁都。白起拔郑之后，楚国被迫放弃经营了数百年的江陵之地，东迁至陈(今河南淮阳)。迁都之后的楚国虽元气大伤，但新都陈郑所在的淮、汝、颖地区在两周时期古国林立，开放的地理格局为这一时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地理舞台。楚国迁陈之后，在地理位置上更加接近北方各国，使得楚文化可以更好地借鉴融合北方各国文化，而随葬陶俑楚墓的出现便可视为楚文化吸收北方各国丧葬文化并融合自身特色的结果。楚东地区这一时期的贵族墓中以陶俑来替代木俑的例子不在少数，其中河南淮阳马鞍家楚顷襄王墓的2号车马坑中发现有陶马20余匹，另出土有相当数量的彩绘陶立俑，这类现象在江陵地区均未有发现。对比楚国迁都前江陵地区贵族墓普遍随葬木俑的情况，楚顷襄王墓清晰反映了楚国迁陈之后楚国贵族墓中葬俑习俗的变化，再结合楚东地区战国晚期贵族中基本不见随葬木俑的现象，我们可以认为，东迁于此的楚国贵族抛弃了传统的木俑葬习俗，转而开始使用陶俑随葬。除此之外，丧葬习俗的变化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比如，河南平粮台楚墓和安徽杨公楚墓皆为楚国迁都后的贵族墓，墓中随葬的玉器远多于江陵地区楚墓，这是楚国迁都之后受中原埋玉葬俗的影响下楚墓葬俗的另一个重要变化。

    此外，在武汉、长沙及益阳地区发现的少量战国晚期陶俑葬楚墓，也无疑是受楚东地区影响下的产物。呈f}都沦陷后，陈寿地区(今淮阳至寿县一带)成为楚文化的核心，并对楚国其他地区形成文化辐射，不断施加影响。包括武汉在内的鄂东地区，自白起拔郑后不仅成为了楚国西部御秦的前线，更是连接陈寿地区与长沙地区的枢纽。这一现实情况造成了鄂东地区在战国晚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而且从该地区的考古资料来看，鄂东江北地区的楚文化面貌与陈寿等地关系密切。武汉新洲区战国墓出土的陶俑与临泉城西墓群出土的陶立俑造型基本相同，便可视为鄂东与陈寿地区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相比较鄂东地区而言，长沙地区的楚文化虽然延续着长期以来的繁荣，但本地区战国晚期的墓葬绝大多数属于低等级贵族和平民墓，社会地位远逊于陈寿地区的王室贵族。依托着强大政治力量，楚国东部地区的陶俑葬习俗出现在这里也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