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土葬后果的再一个指责就是在秩序上的“乱埋乱葬”及由此滋生事端所导致的“无序’，这种指责主要集中于社会与自然两个方面。社会方面的指责主要集中在由于土葬选址引起的社会治安问题，祭奠可能引发的消防安全问题，土葬可能引发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以及丧葬活动中官员机敛财，丧仪规模超标等与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社会乱相，也即“社会景观秩序”的破坏;自然方面的指责主要集中于“乱埋乱葬”中的“无序”，因为它一方面破坏了火葬论者信奉的“规划美学”与自然景观，一方面牵涉到了火葬论者对于“效率农业”的独特信仰。

    就土葬对社会景观秩序所可能造成的破坏而言，多可以通过相应的举措来进行调整。如由于土葬选址引起纠纷造成的社会失序，可以通过建立公益性的集体墓地并按照死亡顺序进行安葬来解决。再者，墓地选址纠纷虽多同风水等“落后”观念有关，但纠纷发生多是因当地或者事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压迫性或对抗性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土葬本身。土葬选址只是一个由头与借口，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况且这类纠纷也并不是其葬法无法产生的。祭奠引起的火灾或祭奠时“引火烧身，致人死亡”的新闻则是一个忽视了民众祭奠过程中自有约束机制的选择性报道。就丧葬活动中出现各种不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不正之风而言，乱象行为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操持丧葬活动之人，而不是取决于丧仪与土葬。况且土葬之仪也是可以改进加以删减的。在实践中，村民也自发地进行着革新，并不是“祖宗之法不可变”。故而，此类问题的发生即使涉及到土葬中的丧仪部分，也可以通过丧仪的革新而解决。至于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也不能成为必然推行火葬的理由。一方面这不是土葬所特有的问题，火葬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卫生安全问题一般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对遗体进行消毒处理来解决(特殊情况可另外处理)。就土葬自然方面的“无序”而言，实际上主要是由于火葬论者用单一的“自然地理”观而非“文化地理”观审视土葬所致。若就“文化地理”而言，所谓的“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地方的坟墓是“乱”埋“乱”葬的(最多也就是“散”而已)，都有其内在秩序。只不过这种秩序与火葬论者的“规划美学”或“政治美学”要求的秩序不同而已。火葬论者注重的是土地的景观意义，而村民注重的则是土地多重价值的使用以及文化地理环境的营建。在火葬论者看来的“乱”并不妨碍土地功能的发挥和乡村社会制度的运行，村民这其中反而与自然与土地形成一种在经济和文化意义上休戚与共的关系。所以，此处火葬论者所谓的“乱”也是既定原则下(“规划美学”)的选择性论述，并不见得是多么“客观”。在村民看来它也可能是“美”的，而且这种所谓的“乱”也可以通过制定相应举措进行控制(如建立集体墓地)。对于土葬影响机械化作业或者可能的农业集体化模式运作的指责则涉及到火葬论者对集体化“效率”的迷恋与独特生产力形式的“信仰”。就现实而言，对土葬影响机械化作业可以有诸多办法进行调整(如深埋等)，农业集体化设想则更是不仅与现实不符，同时其也有自身局限性。因为就现今情况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长期政策，土地的分割使用也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事实。土地的分割使用实际上对于土地地力恢复与生态系统的平衡都有重要的作用。从理论层面来讲，火葬论者的“信仰”多植根于对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及其可能的商业价值与特有生产方式的崇拜—有规模化集体化的经济形式才能提高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现实中或者潜意识中，工业化发展程度虽被视为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而被加以使用与解说，或被视为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与创建新生产关系的改革而备受青睐、拥护和“政治正确”的眷顾，但是这种大规模改革与改制的社会后果，这种农业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及其成本，或者说社会生态代价却极少被纳人思考的范围。这种现代科技控制的规模化、集体化，并着眼于生产效率和农作物商业价值的“高效农业”，不仅使得作物自身的机能变得更为脆弱，缺乏对多样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得不靠使用农药及各种无机肥料来维持生存，更重要的是它对生态循环及物种可持续性的直接与间接的毁坏。这些后果将会在以后的时间内逐渐显现。正如斯科特所言:“工业模式可以应用于农业的某些方面，但不是全部。然而实际上它们被不加区别地作为教条而不是作为需要持怀疑态度加以考察的科学假设，到处应用。那些现代主义者对巨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标准化的大众化产品以及机械化的信念在工业的主要领域已经形成了霸权，从而使他们相信同样的原理也可以完全被应用于农业。而实际上，工业化农场超越一般生产者的优点在其他方面，而不一定在或者不在“效率”方面:“它们的规模使它们更容易获得信贷、政治影响和销售渠道。它们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