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作为西周以来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依据，在春秋时期依旧起着制约和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兵不伐丧

    宗周礼乐制度仍对此时的的丧事活动起着一定的规范作用。当敌对邦国在对方遇到丧事时，通常会停止攻伐，即“兵不伐丧”，若能遣使吊唁“不废丧纪”，更被时人看做是“有礼”的表现。《左传·襄公十九年》载晋士句帅师侵齐，行至毅地，闻齐侯卒乃还。对此春秋三传皆称其有礼。

    《左传》言:“闻丧而还，礼也”:《公羊传》曰:“还者何?善辞也。何善尔?大其不伐丧也”;《谷梁传》曰:“不伐丧，善之也”《左传·襄公十三年》吴国趁楚共王卒侵犯楚国，之后吴国向晋国告为楚所败，与晋国大夫会于向，希望能助其伐楚。范宜子却拒绝帮助吴国，“数吴之不德，以退吴人”。范宣子以吴国趁楚国丧事而伐的行为是不合于礼制的，故而不予以帮助。对于两个敌对国家，一国出现丧事，他国趁机伐其同姓国的行为，在当时看来也是无礼之举。《左传·嘻公二十三年》晋文公卒，秦国偷袭郑国无果而返，顺路灭掉了同为姬姓的滑国。这种“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的举动成为其后晋国攻打秦国的重要理由，直到成公十三年，晋国向秦国提交的绝交书中仍提及此事，认为秦灭滑国是“蔑死我君，寡我襄公”、“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的非礼行为。此外，依照周礼，即使两国存在争执怨恨，当一国有丧事发生，另一个国仍应遣使吊赠。《左传·信公二十六年》载齐国曾侵犯鲁国的西鄙和北鄙，转年齐孝公卒，鲁国仍“不废丧纪”，晋人杜预解释为“吊赠之数不有废”，即鲁国仍依礼吊赠，故《左传》称其“礼也”。又《昭公六年》祀文公卒，鲁国不因祀国夺其田而仍“吊如同盟”，《襄公二十八年》楚屈建卒，赵文子暂弃旧怨“丧之如同盟”，左氏均称“礼也”。要之，诸例皆为相关礼制在春秋时期依然具有范束作用的体现。

    2.救灾恤邻

    邦国相互吊恤与救助是宗周礼乐制度的要求，直至春秋时期，亦得到时人的认可和遵循。不惟《周礼》中设有专司救灾的“典瑞”、“大行人”、“小行人”等官职，且时人多将“救灾恤邻”之举看做是“有礼”的表现。如《左传·文公十五年》载周太史史佚言，认为兄弟间救乏、吊灾，丧哀为“亲之道”，是值得赞扬的;又《隐公五年》“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来与宋、卫、齐、郑”，左氏称“礼也”。史书中亦有相关事例为证。见于《左传》记载的秦、晋间围绕是否“归粟”的一系列争执，集中反映出“救灾恤邻”在邦交活动中的作用。《值公十三年》载“晋荐饥，使乞来于秦”。春秋时期，秦、晋为宿敌，对于晋国的请求，秦大夫王豹等认为应趁机攻打，而百里奚认为天灾流行，各国会交替发生，且“救灾恤邻”为“道”，而“行道有福”，也就是说这不仅符合周礼要求，同时会得到上天的庇护，故主张给予晋国帮助，最终秦穆公还是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输粟于晋。然转年，《嘻公十四年》“秦饥，使乞乘于晋”，晋惠公不是知恩图报，而是磕积年谷，不与归粟。对此，晋大夫庆郑表示了极度不满，认为这种“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的行为，可谓“四德皆失”，必将导致“无以守国”。果不其然，《禧公十五年》“秦国伐晋”，以报其闭来之举。然此事并未结束，是年，“晋又饥”，秦穆公仍“汽之粟”，左氏对秦伯“怨其君而矜其民”的做法，甚是肯定，认为秦穆公能以“恤民”为施政目的，故可称霸西戎。要之，春秋时期，“恤邻救患”的宗周礼则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邦交政策，且“善邻”与否亦为评判国家实力的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