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前往告来的使节身份较高。依前文所言，赴告使节身份高低，由任务重要性决定。一般而言，春秋时期赴告之使多为行人担任，且以通告为责，然若以请求援助为要务，为彰显诚意，多遣卿大夫前往。如《左传·禧公二十四年》载:“东，王使来告难。二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娜父告于秦，”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认为二者为周大夫:“二子，周大夫。独于晋、秦遣特使者，十一年秦、晋伐戎以救周，此亦望其救助耳。于晋、秦特使书名，则于鲁及他国，仅一般之使告难而己。”①可见，春秋时期担任告请之责的赴告使节确实多为卿大夫类职官，告来之使当亦如此，《逸周书。来匡解》言:“君亲巡防，卿参告来。”可为其证。其次，告来过程鲜明的反映出宗周礼乐制度对邦交活动的影响。其一，告杂使节需持名器作为质信前往乞来。上文所言“毯圭与玉”即为国之祭器，亦属瑞玉，持此前往，既符合诸侯国交往的礼制，亦表现出对告来的重视。其二，从文仲的言辞可推断，告来方往往从礼制的角度强调予来的重要性，如文仲所言之“命祀”延续。侯书勇分析周代命祀“既是周人正统地位的体现，也是治理天下的一种方式。”因此周人非常重视命祀，尤其是身为周公、太公之后的鲁国和齐国，文仲此番言论便是利用了宗周礼乐制度的要求作为了鲁国告朵的理由，充分且恰当。

    不惟在告来之使和告辞上有着较为特殊的表现，且有“请来”之说。案，请来和告乘皆有请求谷物援助之意，只是请来多指第三方替受灾国向他国请求周补。这也是合乎礼制的。《左传·隐公六年》记“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来于宋、卫、齐、郑，礼也。”据《左传》记载，鲁国于鲁隐公五年有“螟灾”，自身本己饥困，所输不多，因而替周室向他国求援。晋代经学大师杜预指出，“已国不足，旁请邻国，故曰礼也。”无疑，为他国请来更加凸显互助色彩。

    若诸侯接受受灾国告来请求后，需输粟予之，如《左传·禧公十三年》所记“汛舟之役”，晋国饥，告来于秦国，秦穆公输粟于晋。惜具体仪节己难以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