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统治下，虽然皇权不下县，以致统治阶级与民间社会的生活相疏离，但上层阶级与底层农民却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表现在对超自然力量崇拜、对等级秩序的尊崇、对传统毫无条件的接受等诸多方面。底层的文化形式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上层人士的文化生活也为底层民众所仿效。在一个经济与社会结构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下，文化传播往往十分缓慢，正是这种缓慢的节奏给予了接受者足够长的转化和适应时间，从而不至于出现大的文化冲突。于是，一方面由于国家所制定的丧葬礼制符合地方精英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及民众的心理需求，使得其很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又由于地方上的“小主权者”并不会以过于激烈的方式推广新的文化形式，使得民众可以一个缓慢的节奏自主吸收。地方上的丧礼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朝着国家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转化并不是无条件的全盘接受，而是根据地方上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的进行吸收。同时，由于地方民众在理解典籍文化礼制时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或因对礼制理解不透彻甚至错误，从而可能“转换”出完全不同或相反的习俗。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各类社会运动成为了国家对仪式“输入“的主要途径，民众的行动则经历了从“配合”到“顺从”。当国家采用渐进的方式对仪式进行改革之时，民众积极地配合，并根据自身需求或地方文化的需要对传统仪式进行有选择性的改变;而当社会运动夹杂着暴力而来之时，民众对“输入”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大大减小。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响应国家的文化改造运动，灵官殿的村民尤可以有选择性的对仪式的某些方面进行改革与简化。但是当暴力手段开始介入运动之后，情况立马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区尽管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但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却高度统一。来自国家的“输入”在社会与行政力量的合力推动下得到强有力的贯彻，民间社会在举办何种丧葬仪式上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国家权力退出民间生活，转而采用社会政策对传统丧葬礼进行改革之后，民众在转换环节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从1981年民政部确定殡葬改革政策和方向起，先后颁布了多部以推行火葬为核心的殡葬改革政策，但是均保留了一条—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行火葬，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实行不同的葬式，由此给了民间社会在举办丧礼上很大的自主性。与此同时，地方执政者在国家政策的执行与不执行的问题上亦具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他们策略性地选择不执行或者消极执行使得民间社会在发展传统仪式之时更加无所顾忌。随着家庭贫富分化加剧、物质主义泛滥、社会流动加速等因素，丧礼成为了地方民众示家庭与个人实力的舞台。以歌舞团体为代表的丧礼承办市场迅速崛起并主导了丧葬仪式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是民众有举办丧礼的需求与自主发展的权力，一方面是文化监管与引导不力，使得丧葬仪式发展的决定权落到了以歌舞团体为代表的市场组织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