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被誉为“东南邹鲁“、”程朱胭里”，徽州亦被称为礼仪之邦，俗好重礼。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受到徽州人的普遍尊崇。理学赋于社会即是礼学，教导人们如何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礼仪的规范。徽州女性从呱呱坠地，便开始受到礼学思想的浸透，即使目不识丁也能够将伦理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这种礼学思想的传播主要以女子教育为途径。《朱子家礼》规定:“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八岁“女子不出中门，’;九岁“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诫之类，略晓大意”;十岁“女子则教以婉娩，听从，及女工之大者”;“未冠笋者，质明而起，总角峭面，以见尊长，佐长者供养，祭祀则佐执酒食。若既冠笋，则皆责以成人之礼，不得复言童幼矣。”’可以看出，徽州女性并不是放任自然地成长，而是在礼学思想的人文氛围中被驯化成长的。

    女子教育的教材主要就是《孝经》、《论语》、《女诫》、《列女传》、《内则》等诸篇，万历年间徽州文人汪道昆曾在刘向《列女传》的基础上编辑了新的《列女传》，对徽州社会女性的礼仪教育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可见，徽州女性受到礼学影响时间之久、程度之深。如程母徐氏，“先是宜人受公宫教，通《孝经》、小学、《内则》诸篇”2;金仲翁妻戴氏“娴于内则诸篇，握长算”;3谢母徐宜人，“仲有女而淑娴，《内则》于公宫，伯珍之，非其祸，亡敢”;4余母李孺人，“故从女师受《孝经》、《内则》、《列女传》。其策事，务持大体;训子，务引正经。即攻苦起家，皇皇然振里妇之急’，。5因此可以说，徽州女性是懂礼的，她们知道如何按照礼制的规范进行各种礼仪实践活动。即使在家中尊长不在的情况下，徽州女性也可以独自承担礼仪实践的重任。

    礼学思想中的“三从四德”理论对徽州女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三从”原本是指丧葬礼当中女性应遵守的礼仪，《仪礼·丧服子夏传》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后来经过二程和朱熹的发扬，演变成女性一生的各个阶段都要以男性为尊。这种顺从的思想慢慢内化为徽州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此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所以说，徽州女性是极其能忍受、能吃苦的女性群体。在丧父、丧偶等家庭残缺的情况下，很多女性仍然能够按照礼制的要求约束自己，侍奉亲属、教养子女，并为之操白拥红，进行婚丧祭等礼仪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