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帛书‘要》引孔子的话说:“文王仁，不得其志，r以成其虑.封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事封乎?”

    廖名春教授认为艾辞为周公所作，他说:“近代以来，人多以为《周易》卦艾辞系出于‘史巫’之手，其实，周公之为，多有近于史巫之处。如武王克殷二年，武王有疾，‘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1其蚤沈之河，以祀于神’.《尚书·大浩》载，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称王，三监及淮夷叛。周公决计平乱，而邦君庶士不同意。周公则亲自占卜并将占卜结果告诉邦君庶士，其中说:‘用宁(文)王遗我大宝龟’，即表明其占卜特权是文王给予的。从西周金文中可知，周公子伯禽为鲁侯又兼任周王室太祝，耐为周公后裔，亦为太祝。这些事实表明，周公原为周王朝宗教职务之首脑。”据此，廖教授认为，“先秦文献关于周文王与《周易》有密切关系的记载是信而有证的;汉代文献关于文王、·周公作《易》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廖教授的观点可信。当然，说文王、周公作《易》是说文王、周公对《易》卦的编纂整理或损益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许多卦艾辞有可能经其整理过，部分卦辞与艾辞可能由其撰写过。或者说，以文王、周公为主要负责者，由他们组织一批史巫人员集体编纂、撰写、损益、删改，最后由文王、周公等审定，这种活动也许文王组织过不止一次，周公也许接着又组织过多次。

    廖教授推断说:“《周易》形成后，掌于祝卜之手。周公作为祝卜系统的首脑，不但改编和加工过《周易》的卦艾辞，而且为解释《周易》的创作背景、思想内涵也作了一定的工作，于是就产生了《易象》一书。《易象》藏于鲁太史之处，既与周公儿子的职掌有关，也表明了周公与《周易》本经的特殊关系。”

    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卷一“古书书名之研究”认为.，“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章学诚评价六经时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由此可知，《易》即为夏商周等朝代先王之政典，是政书，是官书，政书官书当然要利于治理本朝政务，因此，《易》之不断损益是可以推断可以想见的。《易》为政典之书，春秋时的孔子即持这种观点。《礼记。礼运篇》说:“孔子日:‘我欲观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乾坤》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孔子的这些论述又见于《论语·八情》和《礼记·中庸》，文句略有出入。李学勤先生认为，“《夏时》就是《夏小正》，《坤乾》就是《归藏》”。由此可知，孔子从(坤乾》即《归藏》等殷《易》中能够探索出殷商人的治政之道，即“殷礼”也，可见孔子是把殷《易》当作殷商人的政典来看待的。政典是要在前朝的基础上不断损益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政典的不断损益是一条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