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文帝颁布短丧诏以后，古代学者多认为短丧之制从文帝始。例如:

        《癸辛杂识》前集载:“古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自汉文短丧，其后时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无以为非者.”.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裁:“自汉文短丧，历代因之，天子遂无三年之丧，为父且然，则摘孙承重可知。人纪皮坏，三纲不明，千有余年，莫能厘正。’

        程敏政在《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三也说:“自汉文短丧，历代因之，天子遂无三年之丧，人纪废坏，三纲不明，千有余年.”。其实，就古代帝王来说，不唯汉文帝以后的帝王不服三年丧，即使汉文帝以前的帝王也不服二年丧。对此问题的考证，古代学者马端临的论证较为严密，他说:

        案后之孺者，皆以为短丧自考文遗记，始以为深讥然。愚考之三年之丧，自春秋战国以来未有能行者矣，子张问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盖时君未有行三年丧者，故子张疑而问之，而夫子答以古礼皆然，盖亦叹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问丧礼于孟子，欲行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奢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普最为乘礼之国，夫子称其一变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则他国可知.汉初，礼文大率皆承秦，旧秦无礼义者也，其丧礼固无可考。然杜预言:“秦潘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草创，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谁寒署，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是以孝文遗诏敛毕便葬，葬毕制红、樟之文.”以是观之，则孝文之意，大概欲革秦之苛法耳。盖古人所谓方丧三年，所谓为天王斩衰者，亦以资于事父以事君，其义当然.然《植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长服，七日国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丧诸达官之长杖。”则亦未尝不因其官之崇卑，情之浅深而有所隆杀。秦务欲单君卑臣，而驱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巨民者，哭临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以帝娇其弊，释其重服而为大功、小功、嫩，释其久临而为三十六日口诏语忠厚恳恻，与异时振货、劝课等诏皆仁人之言，岂可髻也。帝之招固不为嗣君而设，而景帝之短丧亦初不缘遗诏也，何也?盖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虽通丧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后为即吉之渐。宋担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于葵丘，故书曰宋子眨之也;晋悼公卒，既葬未终丧，而平公会诸侯于澳梁，则书以晋侯矣;晋献公卒，奚齐未葬而遇杀，则称君之子率.既葬而遇拭则称君，明未葬则不可名其为君也.自春秋以来。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盖欲急于从吉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汉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盖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礼即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决不能惊阴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至亡秦之法耳.岂幸文遗诏为之乎?刘公非言翟方进后母死，葬后三十六日起视事，以身备汉相，不敢透国家之制，以为明证.然详孝文之诏，既不为嗣君而设，亦未尝以所谓三十六日者为臣下居私丧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耽荣禄，是以并缘此诏之语，遂立短丧之法，以便其私，至方进之时遂指为汉家之法耳。先秦及秦汉时期的帝王不实行三年丧的情况，已故礼学大师钱玄先生也有详尽的叙述(具体内容参见钱玄著《二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不再赘述。由此可见，当时“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至亡秦之法耳。帝王的短丧之制并非从汉文帝才开始实行，只不过汉文帝第一个顽布了短丧诏，从而为后来历代帝王不服三年之丧制造了籍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