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中下级官吏及黎民百姓服三年丧的情况更是常见。就中下级官吏而言，当时诏令就能说明问题。永初元年安帝下诏说:“自今长吏被考竟未报，自非父母丧无故辄去职者，剧县十岁、平县五岁以上，乃得次用。，这说明当时统治阶级允许刺史、二千石以下的官吏行父母丧和非父母丧，只是行非父母丧时若无故去职，剧县十岁、平县五岁以上，乃得次用而己。在汉代史籍和金石材料中，常见中下级官吏行丧的记载。如《后汉书·寒朗传》:“朗纳忠先帝，拜为易长。岁余，迁济阳令，以母丧去官。”《后汉书，鲁恭传》:“拜中牟令，恭在事三年，册举尤异。会遭母丧去官。”《后汉书·陈番传》:“初仕郡，举孝廉，除郎中。遭母忧，弃官行丧。”《王元赏碑》:“郡察孝廉，郎中渴者，宛陵垂，封丘令，母忧去官。”《成皋令任伯嗣碑》:“除郎中蜀郡府压江州令，以服去官。”在《后汉书》及《隶释》、《隶续》中，该类例证还有很多，此不赘举。

    关于庶民百姓服三年丧的问题，东汉统治阶级更是积极鼓励。在《后汉书》中有大量庶民百姓服二年丧的记载。如《韦彪传》云:“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中屠蟠传》载申屠蟠:“九岁丧父，哀毁过礼。”《文苑列传》载黄香:“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鲁恭传》载鲁恭的父亲卒官，“时恭年十二，弟不七岁，昼夜号踊不绝声，郡中礴赠无所受，乃归服丧，礼过成人，乡里奇之’.。上述韦彪、申屠蟠、黄香、鲁恭等人服三年丧时，身份都为庶民。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年丧实行问题.上，西汉时无论是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还是诸侯王、刺史及大臣二千石一般都不服三年丧，而对中下级官吏及普通百姓而言，统治阶级却又大力提倡.东汉时期，在政策上虽然一般不允许大臣二千石服三年丧，但是随着隆礼之势的形成，服三年丧己经成为社会时尚，当时的诸侯王及大臣二千石多服之。对于整个两汉时期，统治者一方面鼓励中下级官吏服三年丧，另一方面又严禁大臣二千石服三年丧的现象，袁梦麒提出了疑问，说:

        《记》言:“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会羊传》曰:

      “古者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阂子要f}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汉兴，略因此意以立法。故大臣有宁告之科，所以崇孝道厚风俗也.自文帝遗诏以日易月，于是遵以为常.薛宣为垂相，母死，弟修去官行服.宣谓修三年服少有行之者，兄弟相驳不可，修遂竟服，舞是兄弟不和。逮翟方进为l}相，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遗国家之制。宣、方进俱位大臣而所行若此，其俗可以见失.然考之宣纪地节四年，令民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栋事，使得送终，尽其子道.哀帝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扬雄传》注云:“汉律，不为亲行三年丧，不得选举.”凡此皆详于士民、而略于百官公卿，又何意邪?两汉时期，在二年丧实行问题上，对“详于十民，而略于百官公卿”的现象，徐乾学也曾评论说:“朝廷敦风教之本，当自大臣始。岂有宽于大臣，严于小臣之礼。”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乃是当时统治阶级为了移孝为忠，移锑为顺，以期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孔子日:“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梯，顾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在汉代，衡量孝道的土要标准就是看亲人死后，孝子是否能居倚庐，寝苫忱块，哭泣尽哀，丧之二年。在家若能事亲孝，事君治政就能识人体，明大义，竭力尽忠，持节不渝，从而成为忠良之臣。我国一占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究其原因，就是孝子在家庭中已经具备上慈下孝，和睦礼让的品行。由于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报君之恩，与报父母之恩相同，于是出而事君，就能遵守法令，移风易俗，淳厚风俗，统治阶级就能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