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崇礼卑”的考礼观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1-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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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称得上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能将理学与经学会归一贯。在经学方面，朱子尤重礼经考订。据朱子回忆，在其十四岁时，开始依家中旧礼行祭祀。十七八岁之时，着手考订诸家祭礼，“写成《诸家祭礼考编》”。此为朱子生平第一部著作，也是其后来所作《祭仪》《家礼》以及《古今家祭礼》的蓝本。朱子父朱松以治礼出身，朱子绍续父志，首成礼书，虽未明示是哪家祭礼，但当不出后来《古今家祭礼》中之十九家。绍熙25年，朱子在任福建同安县主簿时，发现国家礼典难行于州县之士大夫、庶民之家的现象。比如，州县无婚聘之礼，里巷之民无论贫富，皆奔淫诱略，引伴为妻，习成风气。有鉴于此，朱子在《申严昏礼状》中呼吁，“检坐见行条法，晓谕禁止，检会《政和五礼》，士庶婚娶仪式行下，以凭遵守，约束施行。并在《讲礼记叙说》一文中，首次以《易》“知崇礼卑”作为其考订士庶礼的指导思想。“知”，象征着天的广垠与博大，“卑”，象征着地的谦卑与稳重，“知生乎思，思则得之，故尽致思之功，然后可以达乎高明;礼主乎行，行则致之，故尽躬行之实，然后可以极乎密察。知崇礼卑”可以视为是朱子“体用无间、知行合一”思想在礼学中的具体表达。“礼以极卑为事，故自饮食、居处、洒扫、效唾之间，皆有仪节。问之若可厌，行之若琐碎而不纲，然唯愈卑，故愈约，与所谓极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观也。道的全体高且大，因此要立“源头活水”的学礼观;道的全体又细微切近，若求高远而忽于近细，徒有悬想之劳而不能自达礼之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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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朱子对“释奠”礼作文字性考订，又作《臣民礼议》一文，指出《政和五礼新仪》的谬误。通过考订王礼与士礼，指出国法与家礼的五种区别:一、国法与家礼不相符。用《政和五礼新仪》，亦礼亦法。从事于法礼之间者，多为俗吏，不足以知其说，难以通行于下。二、学礼与行礼不相符。平时荒废不习，遭事之机骤而学，所学与所用相去甚远。三、礼之文与行相符。《政和礼制》规定祭器尽取今日仍存的古器，但州县所用，全非古制，丑怪不堪。四、县邑相礼者祭服用常服，与礼典不符;州县相礼者服古今杂揉，雅俗不辨。五、礼文编纂内容前后不符，其事难从。由于朝廷之礼驳杂繁褥，无从施行于州县士民，朱子建议取各州官民所用之礼，参以近制，别纂《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并择州县笃厚好礼之士反复讲诵，为天下庶民永久通用。
此时的朱子，己经发愿考订并重编士庶礼。乾道5年(X1169)，丁忧期间的朱子完成《祭仪》的初稿工作。乾道9年(< 1174，再次全面考订《祭仪》。在与汪应辰、张拭、吕祖谦等人的讨论中，朱子明确表示，此礼“将以行私于家”，后来这部书被收入《家礼》的祭礼部分。淳熙元年(<1174)，在考证《祭仪》的基础上，因恐前人之礼文散佚，朱子着手编辑《古今家祭礼》，考订礼文十六家，至淳熙8年(，合计考订《通典》《会要》以及周元阳、孟洗、徐润、孙日用等唐宋礼家所著祭礼凡十九种、二十卷。《古今家祭礼》对中古以及两宋时期家礼文本的不断考订整理，得以为《家礼》与《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奠定坚实的礼学基础。
在《古今家祭礼》考订后的第二年，朱子在致吕伯恭书信中，进一步表达其创作《家礼》的动机，“欲修《吕氏乡约》《乡仪》，及约冠、昏、丧、祭之仪，削去书过刑罚之类，为贫富可通行者。之所以强调家礼应共成礼俗、教化导民，是因为以“家训”“书仪”为代表的中古时期“大家族主义”的礼法制度，强调保全自身而非成就国家，“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市朝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己”，士族“起家”所遵循的礼教伦理，在精神层面上跨越了“私家”的障碍，为士大夫群体所认同，且在门第家内流传较广，这使得中古时代的“家礼”具有相当程度的“公礼”意义。随着科举的兴起，士族门阀的地位被新兴庶族打破，门第观念崩坏导致士庶家礼兴起。作为凝聚家族的重要力量，家礼更强调能在“好礼之士”与“贫妻者”之间通行。为了破除“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的礼法格局，朱子特别强调在考订中古礼制之际，体察礼典发展趋势与时代背景，从国家礼典、前贤家训以及北宋诸家礼中，去繁取简，所宜各异，编纂适合士庶通行的礼仪文本。
在这种背景之下，朱子在四十六岁丁母忧之际，开始编纂《家礼》。isa《家礼》在《祭仪》的基础上，借鉴《书仪》的编纂体例，“文公有成仪，早见行于世者，只为闲词繁冗，长篇浩瀚，令人难读，往往未及习行，而己畏惮退缩。盖尝深病之，欲为之裁定增损，举纲张目，别为一书，令人易晓而易行。但可惜的是，《家礼》在尚未脱稿之际，即被童子窃去。此后二十年间，在《家礼》一书之外，朱子又对北宋以来的司马(光)、程(颐)、张(载)、吕(大临)四家《家礼》进行增补，以成《四家礼范》，形成了“冠、昏、丧、祭”完整的家礼四大系统。156此时的朱子，己经洞悉礼制在家国天下之间的基本顺序。他说，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与阁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
朱子之所以不满前人所定家礼之书，全然在于读者虽能见其节文度数之详，然而此种礼节往往未易考究，虽士大夫人之家未见习行，何况一般家庭。对于礼书与礼学的考订，最终目的是要能够让贫贱之家都能具大节、略浮文、敦本实。
淳熙7年(<1180)，朱子讲学于白鹿洞书院，他再次以“知崇礼卑”重申其治经重礼的理念。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博”是致知格物，“约”是克己复礼。礼有“体”和“履”之意，欲与圣贤对话，不只在智识对礼加以体认，而应当躬行实践，“若不用躬行，只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159。承续圣贤道统的前提是学博、知要、行笃，“若知有未至，则就知上理会;行有未至，则就行上理会”160三者是一个先致知而后涵养、延续且递增的关系。“穷理为先，穷是穷在物之理;集义为后，集是集在物之义”。圣人之教循循有序，不过博文约礼二事，使人反求于至近至小之中。博文，是“道问学”之事，所以充其“发育峻极”之大，于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以开起讲学之端;约礼，是“尊德性”之事，所以尽“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小，于吾心固有之理，无一息而不存，以严其践履之责。所谓知，是学聚、问辨、明善、则善、尽心、知性之谓;所谓行，是问学以穷究天理，虽圣人不作，天理仍在天地之间。可知此时朱子己深悟学礼之要，重在将往圣之言加以践履，“体道之全，践道之实”，极崇之智与愈卑愈约之礼相得益彰，这是朱子考礼思想的滥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