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是礼法度数的本经，“《仪礼》者，周公监二代而制之以经世者也。大经小曲皆谓之仪，是三百，《仪礼》之纲领;三千，《仪礼》之条件”《礼记》诸篇中如《郊特牲》《冠义》《昏义》等是礼的义疏。所谓《周礼》统心，《仪礼》履践，二书又皆羽翼《周礼》。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罢废《仪礼》，“但以《小戴》设科，与五经并行，自是学者更不知有礼经矣。在朱子心中，此举是“弃经任传、遗本宗末”。但他也认识到《仪礼》在唐宋之际式微的事实，这是因为《仪礼》并讹甚多，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故治者稀，善本少，且其经文脱离，疏注各异。况且“《仪礼》难读，昌黎尚苦，何况余子，顾问其所难患，在经不分章，记不随经。尽管如此，他依旧十分推崇《仪礼》在“三礼”中的地位。《仪礼》十七篇多为士礼，“自汉以来，凡天子之礼，都是将士礼来增加为之”。这成为朱子修订《仪礼经传通解》与《家礼》的重要依据。朱子对《仪礼》的推崇，还得益于他对于司马《书仪》的解读一一《家礼》“冠昏丧祭”四目，直接源于《书仪》中“冠昏丧”三仪。朱子曾对门人说，《书仪》本诸《仪礼》，其中论述与古不远，最适古今之宜，“是七八分好”。而更重要的是，三代之礼并非毁于秦火，而是毁自汉唐。有汉一代，人们都识不得河间献王所传的五十六篇礼，因此缺少圣王引路，尤其是《礼记正义》出后，先儒全书便泯不复见，人们对礼制的需求，便不再停留在日用伦常的层面，而不过习为句读、以为利禄之事，礼教从而就错失了一次从废墟中复兴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