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革新礼制，其根本还在于“法古”。所谓今人之疑，在古即有，只是今人无法完美地复述。归根结底，因为“三礼”盛行于“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的时代，有一个完美施展的历史舞台。而那个“雍容和睦，终日不乱”的时代之所以能给后世礼家以美妙憧憬，又根源于礼治成为生活的惯习。人与天地万物是一种“尊卑分类，不设而彰”的关系。圣人制冠、昏、丧、祭、朝、聘、射、飨之礼，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遵循礼的两个基本属性，“其形而下者，具于饮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所以，饮食器服之用谓之“文”。“文”者，祝史所掌。无声无臭之微谓之“理”。“理”者，知道者所掌。83二者合而用之，谓礼的文理本于一，如此礼治始见，此即所谓“粗放乎度数之末，而精入乎性命之微，其体一也。朱子曾把上古礼制比作一大圳水，古人比、间之制完美，近似大水分流到小圳，无不顺畅流通。如此，则国礼与士礼均能并行不悖，“国有乎礼，则天地以之正，人神以之叙;人有乎礼，则纲常以之定，伦理以之明，而后品章、名义、等降、隆杀有所措。所以，他一再强调，如果要复兴礼教，唯一的途径就是使治礼者、学礼者始终理会“此事”，终生守而行之，而不是在毫无制度考信之下发明一些“大礼与天地同节”之类的空洞义理，同时，要确保用礼者能够在周旋曲折、升降揖逊中对礼经耳熟能详。但其根本前提是礼的“仪”与“义”需相得益彰，“古人所以讲明其义者，盖缘其仪皆在，其具并存，耳闻目见，无非是礼，所谓‘三千三百’者，较然可知，故于此论说其义，节有据依。

      《周礼》为礼之纲领，是周公身致太平之具，“许多降杀贵贵底礼数，凡此皆天下之大经”，这是朱子敬慕盛周礼法的基本态度。正是因为有国、有家并行，皆尚礼仪为之纲领，其言不尽于意，其意必寓于象，故而盛周之时，“上自朝廷，下及里巷，雍容揖逊，相率尔约于礼义准绳之中，而文度蔼然，刑措而兵寝，治迹独为古今冠。”88有周一代，家国之礼并行不乱，“有王朝之礼，有民间通行之礼。论定礼之制，则民间通行之礼小，而王朝之礼大;论行礼之处，则民间通行之礼广而王朝之礼狭”。王之宫室、衣服、车旗、械用有等，士之冠、昏、丧、祭有仪。礼为治国齐家之本，是制度之法象、人情之道义。总而言之，有“仪”有“义”;分而论之，有“器”有“理”、有“文”有“义”，即所谓“即器以观理，无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观义，无非道义之所藏。朱子认为，周礼有“至德”“敏德”“孝德”三德。至德者以“道”为本，诚意正心、端本清源，“道”是天人性命之理，事物当然之则，是修、齐、治、平之术;敏德者以“行”为本，强志力行，畜德广业，“行”是理之所然，日用伦常可见之迹;孝德者以知逆恶，尊祖爱亲，不忘其所由生之事为本。知逆恶，则有规矩，能行己有耻，不忍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