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之传，古今学派两分。从今文经学派来看，孔子编定礼经，经其弟子与后学者递相传授，经战国、秦至于汉，独鲁高堂生所传《士礼》十七篇，“诸学者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此后迭经徐襄、徐延、萧奋、孟卿、后仓、闻人通汉，传至戴德(大戴)、戴圣(小戴)与庆普三家，立为学官。大戴学传于徐良，为徐氏学;小戴传于桥仁、杨荣，分为桥氏学、杨氏学;庆氏礼则传于夏侯敬、庆咸。至东汉，庆学传于曹充、曹褒、董钧，但三家虽存并微。从古文学派来看，《后汉书·艺文志》载有《礼古经》五十六篇，“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即所谓《逸礼》，“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但古文《礼》今不传。

      《礼记》原为《仪礼》的附“记”，《记》依附于礼经而传。河间献王于余烬中得仲尼弟子及后学所《记》百三十一篇，“唯古经十七篇，与高堂所传不殊，而字多异”西汉末，刘向、刘散父子考校秘府文献，得《记》百三十篇，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五种合计二百十四篇。刘氏为这些文献作《别录》，对《记》各篇所属的门类逐篇作出说明。至东汉中期，有《大戴记》和《小戴记》出。戴德删刘氏所传二百十四篇为八十五篇，即《大戴记》，北周时有卢辩为之作注，至唐时，《大戴记》仅余三十九篇。戴圣又删《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即《小戴记》，后马融传小戴之学，并于《小戴记》中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合计四十九篇。郑玄后师从马融，今古文并通，为《周官》六篇、《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作注，从此《礼记》经礼之附属，与《周礼》《仪礼》一道，“通为“三礼焉。

    朱子认为，尽管三礼被列为“国学”，显赫一时，但早己距圣贤本意太远，而汉之后，礼学又一代不如一代。古邦国礼传至唐时己灭绝;叔孙通、曹褒等人所修礼仪，今亦不存;唐《开元礼》，蹈袭《隋书》之旧，《显庆礼》早己亡佚;宋《政和五礼新仪》则疏略抵悟，远不及《开元礼》;近人横渠与伊川所制礼，都不本《仪礼》。下4总而言之，人们热衷于与古礼对话，但往流于器数之争，而牵于形名之末。“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就连被他尊为经学宗主的陆佃(1042-1102)，在讲礼之先，也要对礼义作一番苦心孤诣的思辨，大抵后世治礼者，没有认识到“礼之事，虽显于形名度数之粗;而礼之理，实隐于道德性命之微”。而更要重要的是，到了士庶界限被逐步打破、通礼逐步走向成熟的宋代，民间仪轨只能参照艰深晦涩、几成具文的“三礼”，没有一部通俗易行的民间礼供千万家庭遵行，“后世于王朝之礼，考订颇详;民间通行之礼，颁行反略”因而“冠、昏、丧、祭，礼之大者，今人都不以为事。”下下朱子不得不慨叹道:“岂有堂堂中国，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无一人识得此礼者!然而也是无此人。州州县县秀才与大学秀才，治《周礼》者不曾理会得《周礼》，治《礼记》者不曾理会得《礼记》。……国家何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