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间的杀伤罪，秦简《法律答问》云:“擅杀子，黯为城旦春。”黯，即墨刑，后也称刺面刑;城旦春，即五年徒刑。“殴大父母，黯为城旦春”，“殴高大父母，比大父母”。大父母，即祖父母;高大父母，即曾祖父母。父母杀子，仅处徒刑五年;而孙殴祖父母、曾祖父母，也处徒刑五年，如子殴父母，量刑当更重。可见，在秦时以尊犯卑轻于以卑犯尊。亲属间的盗窃罪，秦简《法律答问》云:“‘父盗子，不为盗’。今眼(假)父盗眼(假)子，(何)论?当为盗。”上述法律条文反映了发生在亲属间的盗窃行为，刑事责任的程度与与亲等呈负相关关系，并为以后的的立法所承袭。再来看奸非罪。亲属相奸，加凡治罪。秦简《法律答问》云:“同父异母相为奸，可(何)论?弃市。”而秦律对对于普通人之间的通奸行为的处罚则要宽厚得多，秦简《法律答问》云:“‘内  (纳)奸，赎耐，。今内(纳)人，人未蚀奸而得，可除。”如果不是当场捉住则不能定罪。反映出秦律中对通奸罪的刑事责任依亲属关系之有无，有着非常大的悬殊。

    汉律规定，继子杀继母同于亲生子杀母，以大逆论罪。《通典卷》一六六载:“汉景帝时，廷尉上囚:防年的继母陈谋杀了防年的父亲，防年因为愤恨又杀了其继母陈。根据当时的法律，谋杀母亲是大逆的罪名。然后汉景帝对于此案却犹豫不决。当时年仅12岁的汉武帝是太子，立于父亲旁边，汉景帝问他关于这个案子的看法，太子则认为该案不宜以大逆之罪被判处极刑。本案中，防年继母杀害了防年父亲，防年因此杀害了继母，廷尉认为:“依律，杀母以大逆论。”继母与继子之间用现代的眼光看来是一种拟制血亲关系，但在汉律中继母继子与亲身母子之间却有相同的法律地位，继子杀继母在法律性质上和杀害亲身母亲等同，以大逆论罪论处①。这说明汉律中除继父子外拟制父母子女关系与亲身父母间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太子刘彻所说“继母如母……缘父之故，比之于母”，也与《仪礼丧服》经传所云“继母如母……继母之配父，与因(因，郑玄注:“犹亲也”)母同”如出一辙，可见丧服制度在汉初己影响于律。又如，在汉代，媳妇殴公婆(也属于拟制血亲)当处死，而女婿殴岳父母却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其原因是公，婆为期亲尊长，岳父仅为绍麻尊长，二者在服等上相差悬殊，因而其尊卑关系也有着显著的差异，故在定罪量刑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局，足见服制己经渗透到汉律的刑法制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