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小说中的葬礼仪式的书写可以看出文本对仪式背后暗含文化的态度，仪式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下，才能表现出它独有的功能和特性。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通过研究一个社会的风俗和习惯，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的礼仪的基本原则;通过研究仪式，可以了解文化的宗旨。小说在许多方面都保留了对文化的记录和反映，鲁迅的《孤独者》《伤逝》《药》等短篇小说中，都以葬礼仪式的表述记录了当时的文化与时代背景，而在新世纪小说的葬礼仪式书写，也同样表达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感情。

    土葬是中国汉民族传统的丧葬仪式，余华的《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性死疲劳》、王旭峰的《茶人三部曲》、罗伟章的《大嫂谣》等作品都描写了“人土为安”的传统心理模式，以及土葬的仪式行为。姜戎的《狼图腾》所描写的天葬和狼葬，表达了人属于草原，属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生态循环观念，原是腾格里的恩赐，所有的物种无论是人，还是充当生态警察的狼，或是草原人的经济作物牛羊，都必须依赖着草原而生存，人死后经过狼葬和天葬而回归于草原便是蒙古人对死亡的最高祭奠仪式。迟子建《白雪乌鸦》描写了清末鼠疫后从土葬到火葬的心理转化，由于瘟疫的持续与死亡人数的走高，土葬已经无法抑制灾难，而火葬又难以被当时的民众所接受，改变丧葬的形式就有可能会导致民众情绪的波动从而煽起地区叛乱。丧葬形式在《白雪乌鸦》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仪式行为，更是一种政治需要的仪式行为。又如范稳在“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中对藏族人民死亡观的解读，透露出被宗教信仰所笼罩的大地上，民族在独特的葬礼仪式下所抒发的文化感情。即使是同一种葬礼形式，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仪式特点，如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鄂伦春族的火葬形式与余华《第七天》中百姓死亡后的火化形式、方棋《最后的巫歌》中黄水地方的土葬仪式与李学辉《末代紧皮手》中对当地人的土葬仪式就有本质的文化思维差异。

    新世纪小说的仪式“反映出对现实和超现实的整肃能力。一方面，仪式的阂限理论告诉着人类生命如斯的流程以及不可返复的阶段过渡形式。另一方面，仪式宗教的可操控精神。仪式的阂限理论是指，一种社会文化结构向另一种尚未建立的社会文化结构所过渡的模棱两可的状态，从生命存活到生命死亡的过程即可以理解为生命的阂限。它对于小说文本的重要性在于，仪式的精神贯穿着生命的精神，生命的精神是塑造出一个经典人物形象或是经典情节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仪式在小说文本中具有灵魂性的地位。彭兆荣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其所以不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在于它们表现出了丰富的人类学性和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又由于仪式作为人类传统的道德伦理、知识系统、心理积沉、政治话语等的‘贮存器’以及非同一般的话语叙事的功能，所以文学传统里面也不乏仪式的存在和表述;或者说，许多文学大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文学的仪式叙事。”出生和死亡牵系着人物生命的两端，意味生命终结的葬礼仪式尤其能体现出作品的人文关怀思想。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的灵魂人物小舅，屡次上访未果之后，以结束生命来证明自己的初衷并与权势抗争。小舅的死极其具有仪式性，“小舅自己砸死了自己，他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最好的方式。躺在空气锤下，怀里抱着脚踏开关……当时焦炭炉还没有熄灭，小舅平躺在工作台上，穿上工作服和大围裙，可是他的脑袋已经没了。小舅的工作服和工作台成为了他死亡的仪式行为，充满了悲壮、绝望和神圣的情感，他的死亡可以看做是对矿工厂的献祭继而升华成为对一个时代的祭奠。乔叶《最慢的是活着》中的奶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传统、保守、勤劳、自尊，奶奶的葬礼仪式并没有太多的伤感和悲痛，但葬礼仪式的结束不仅意味着奶奶的生命结束，还成为了文本叙事结构的结束，葬礼仪式分割开了不同的文化。葬礼仪式的神圣和庄严在于它的不可逆性，通过它所表达出来的文本内涵同样具有对生命思考的哲学意味，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