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小说对于葬礼仪式的叙事，主要体现在文本中所展示出的仪式化的社会行为，以及其通过葬礼仪式而表达出的人物情感与人物关系，并兼具了传达不同的文化特质和叙事需要的功能。克拉潘扎诺从心理分析的角度阐释了仪式的情感功能:“仪式除了呈现在表面的形式外壳和意义外，显然还表达人类心理的焦虑。这种焦虑感受与其说来自仪式行为本身，不如说来自社会的压力和习惯势力。文本中的葬礼仪式无疑需要凝结与亡人相关联的人物感受，反映出相关人物深刻及真切的情感信息，在情感之外，仪式还浸透着社会关系中的深层文化意义，因为，为亡人所举办的葬礼仪式除了缅怀之外，显然还具有演示及教育的功能，莫菲表示:“对死亡普遍是有仪式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将死人一扔了事的。所以需要未亡人的参与和在场来实现仪式所传递的情感关系和文化信息，表现在文本里是人物精神的交流和传递，也是新的叙事场景的建构。

    新时期对葬礼仪式的描写主要集中在乡土小说中，费孝通认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城市化的发展建立在乡土社区的基础之上，这充分说明，乡土社区对于传统仪式的注重和保留程度要高于城市。在反映葬礼仪式的叙事时，乡土小说主要以主人公亲历亲属死亡的方式来进行描述，特是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父母亡故的葬礼仪式进行书写，并从亲人的亡故的葬礼仪式中获取有别于过往经历的人生经验。如闰真在《沧浪之水》中写“我”的父亲是个格守于道德的，品德高洁之士，但是他的道德断送了他的前程，并连累了妻小。“我”对于父亲的一生持着怀疑的态度，父亲死在某种程度上喻示了一种观念的消亡，葬礼仪式则强调了这种消亡。在李佩甫《城的灯》中的冯家昌母亲的葬礼仪式也突显了消亡的气氛，由于失去了母亲，冯家更显得衰败，无能的父亲目睹着家庭的崩析而无能为力。葬礼仪式强调和暗示了冯家日后的困境，也为冯家昌日后的钻营投机，将弟弟们带出村的行为做出了交待。葛水平的中篇小说《甩鞭》中麻五的葬礼仪式喻示了小媳妇王引兰的新生，而李三有的埋葬则喻示了王引兰生命期冀的毁灭。从这个角度来说，葬礼仪式在文本中对叙事情节起到了强化的作用，“仪式的程序、过程、场合、氛围等出了因其特殊的象征指示关系可以产生超越日常生活的不同价值和意义外，仪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它可以是建构、强化、倒错各种关系，它的影响力形同巫术，含糊不清而坚实有力”。葬礼以仪式的形式强化了终结的力量，结束了亡人与未亡人的实际关联性，又从另一个方面开启未亡人的全新生活。《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葬礼的仪式强化了他对父亲的否定，当了卫生厅厅长后重回父亲的坟前，以祭奠的方式对两种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发出反思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