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葬礼仪式与人类学研究的葬礼仪式所相近的，是群体的心理遗留状态。文本中的葬礼仪式来源于对死亡的解读，富有审美性的意味，如当代作家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写道:“一切非关宗教，一切关乎信仰，关乎我们内心的安妥。它的“强调”意义不局限于对葬礼仪式本身的再现，而是突出葬礼仪式背后的精神所在，不同的文本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葬礼仪式精神有着很大的差异。文本中的葬礼仪式以文化的擅变为依据，从而带动仪式表述的擅变，如乡土文学中的葬礼仪式是对传统的肯定，从心理根源处信仰灵魂不灭，因此，繁琐的仪式行为不仅成为一种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表演，还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亡人的告白。葬礼中的“磕头”便属于一种典型的仪式行为，它有明确的指向，固定的程序，被参与族群所认同，通过磕头加强了葬礼仪式的庄严肃穆性，并强化了葬礼仪式的伦理秩序。新世纪的乡土文学逐渐从仪式场面的描写，而发展到对仪式精神的刻画，如葛水平《甩鞭》中麻五的葬礼仪式与李三有的丧礼都用了简短的笔墨，重点通过葬礼仪式来反映王引兰孑然一人之后的生活落差，表现出乡土文化中女子的依附状态。都市文学中的葬礼仪式减少了乡土之间的不同风俗，取消了中国传统土葬的仪式行为，取而代之的是火化后单一的奠基仪式，这样的葬礼仪式表现弱化了在文本中葬礼与死亡的承接，也淡化了死亡对于家庭的冲击力。如张欣在《浮华背后》写忆忆在一场蓄谋的意外中车祸身亡，殡仪馆的告别仪式引发出忆忆母亲的悲痛，与其说是在哀悼女儿，不如说是对自己的哀悼。由于城市中的浮华包裹住了城市中的每一个人，人性的自利让理智退居于感情之后。文本中的葬礼仪式便仅仅成为了故事结构上的需要，而缺少了仪式本身的精神内涵。底层文学中的葬礼仪式，减少了乡土文学中的仪式行为，加强了都市文学中的仪式内涵。如孙惠芬的中篇小说《致无尽关系》，作者对仪式的理解是自然所形成的惯例，由于谋生的需要，家人的四处奔波，使得以前许多繁琐且隆重的仪式都得到了简化，说到底，仪式的程序最终由仪式执行者来决定，可以跟随着具体的实践需要来做出调整和改变，使新的仪式行为包含着旧仪式行为的精神内涵，从而增加了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