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持一种排斥的心态，反击儒教对佛教的批评，坚决捍卫佛教的价值观，坚持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不共”的一面。

    儒家以夷夏论批评佛教，对此，佛教方面对这种仅以地域的不同而区分文化优劣的观点写出了许多反击的文章，有谢镇之的《折夷夏论》，朱昭之的《难顾道士夷夏论》，朱广元的《疑夷夏论资顾道士》，慧通和尚的《驳顾道士夷夏论》等等。在对儒家批评的反击中，以慧远和法琳最有代表性.

    针对佛教徒不敬皇帝，抗礼万乘的批评，庐山慧远提出了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进行反批评，重申了佛教自身的伦理传统。

    慧远认为，佛教徒是出家人，出家人和在家人有区别。在家人要遵奉各种世俗的礼法，“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沙门不敬王者论，在家一》)这即是要求在家人要顺从教化，道德情感不能超出礼法的要求，道德自我看作实现道德理想的障碍，因此，佛教伦理的实现方式是:求宗不顺化，息患不存身。要实现佛教的道德理想，就不能完全按世俗教化所要求的规则行事，要排除实现道德理想的障碍，就不能追求自我的名利，不能贵生、厚生.

    唐初僧人法琳也是排斥批评最坚决的二个代表。针对孺学批评佛教是夷教，佛是夷人的观点，法琳认为，夷狄之人同样是优秀的，在中国传统的英雄或圣人中，不乏夷狄之人，象女蜗、夏禹、文王等都是夷人。至于说到君主有佛则柞短，无佛则年长，法琳也同样举出了相反的例子来证明，有的皇帝有佛则年长，无佛则柞短。

    关于寺院众多的经济批评法琳也作了回应。他解释说，佛教传入中国，确有一些寺舍，但是这些寺舍并不是由佛僧本人建造的，而是信徒们特别是宗室与富豪因各种原因如悼念双亲，乞求将来福田报应等而发起建造的。况且有些寺院是皇帝亲自下诏书修建的，有些皇帝不仅大修寺庙，而且自己本身也信佛，这样也必然会导致百姓效仿，从而使僧人数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