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较重政治、道德、文学、艺术，印度文化较重宗教、艺术、文学，据此可知，中印文化特质，除了文学、艺术上有相似之处外，主要差别即在于一为道德的，一为宗教的。印度的佛教兴起之初是反传统的，但亦依附传统而发展，印度传统早期普遍地信仰萨满教、湿婆神;吠陀神话说人的祖先无论是哪一类型，总之都是神，人是神的子孙，都有梵书大梵天所具之神格、神性，一切都是梵所创造。可见印度文化产生的背景是宗教性的，只不过印度宗教不同于西方宗教之处在于:一、印度的人神是血亲关系而非主仆关系。二、梵虽有创造，但不是工匠，而是泛神的、内在的，因此，印度的宗教文化展现出和平、保守、重视精神生活等特色。

    中印文化有其本质上的差异，那么，印度的佛典应是从古印度的社会生活、国家法律和风俗习尚蜕变而来，就与本文有关的父母子女方面而言，在印度佛教经典中，母亲的地位高于父亲，表示双亲时，多用“母和父”的语序，即母在父的前面，这种观念和中国父系家长制是不同的，不止于此，在《善生经》的印度原本中，强调孩子应以下述精神侍奉父母:(一)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二)为了双亲，我们要做应做的事。(三)保存家系。(四)承继财产。(五)在适当的峙候供奉祖先。

    在伦理道德方面，中国佛教宜传最多的观念是“孝”。佛教特重孝道，究竟是中国化以后的特点?抑是在印度佛教中，即己拥有“百善孝为先”的重要地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可是历来提到这方面论述不多。

    中外学者有人认为印度佛教已注意到孝道，日本当代著名佛教学者中村元认为，在印度佛典中，相当于孝梯的德目，是和其他德目并列当作同等价值者来叙说的，并没特别重视的倾向。

    中村元的说法，证明印度佛教中孝道是被看作等同其他的道德行为，不似中国视孝为“最高德行”，印度佛教的典籍中，也从来没有像中国僧人那样认为孝是“始乎混沌，塞乎天地”，这是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别，自然造成孝道在中、印分量的不同，孝在印度佛教伦理中有所涉及，但只是一般性的，不是印度佛教伦理的核心。印度佛教孝道传入中国后，实受中国文化的融合吸摄而影响其发展，己非全然是印度佛教孝道观本来面貌。既然如此，佛教孝道就不可能对中国孝道起支配力量，最多只能说它与中国思想文化融合，丰富了中国伦理道德学说，并在一定意义程度上补充了内容，形成中国色彩甚浓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也因此以孝道伦理显现出与印度佛教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