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佛教的伦理批判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1-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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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角度的批评
政治角度的批评是指儒家认为佛教在政治上对中国政治有危害作用。一些儒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违背了中国的纲常制度，不但没有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反而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色，实际上是指佛教会危害皇室的安危，以及皇帝的身家性命。著名的儒家反佛代表人物韩愈认为在佛教传入之前，君主在位的时间基本上都比较长，而且君主的寿命也较长，他的《谏迎佛骨表》认为无佛则“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把国家治乱归之于佛教。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各个朝代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梁武帝事佛导致了国灭身亡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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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角度的批评
经济角度的批评主要强调佛教的发展在经济方面对世俗社会有不利影响。具体表现为批评寺院经济侵占了世俗经济利益，众多的佛教徒并不从事生产，但却耗费大量的产品等。因此，有些儒生认为佛教徒是社会的寄生虫，社会的沉重负担，佛教徒人数越多，对社会越不利，甚至会危胁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衰败，百姓穷困。
韩愈在《原道》中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一家，而食粟之家六，、工之一家，而用器之家六，贾之一家，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在这里，韩愈从经济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古代依据职业性质把民众分为士工农商四类，但现在却成了六类，即士、工、农、商、道士、和尚，多了道士与和尚。自古以来只有一种教，即儒教，但现在却有了三种教:儒教、道教和佛教，多了道教和佛教.原先一户农家种的粮食供四家人吃，但现在却有六家吃粮食，即加上了道士与和尚，这两种人是只吃饭不干活的。原先一家工匠造的器具是供四家人用，现在却要供六家人使用，商人只有一家，但需要进行商品交换的却有六家。这里，韩愈在批评佛教的同时，也批评了道教。他认为多出了道士和和尚，消耗劳动成果的人多起来了，但从事物质生产和交换的人却相对来说减少了，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唐朝内史狄仁杰批评佛教消耗大量物质和金钱修建寺院。“今之伽蓝，制逾宫胭，功不使鬼，必役于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恒苦不充。”(《唐会要·像》)意思是说，当今许多大型寺院的格局，己经超出了宫殿的规格，建造这样的寺院，不依鬼神之功，必然要靠百姓之力，所需物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必然要从土地上出产。如果不损害老百姓，这些东西要从哪儿得到呢?生产这些东西有一定时间，但佛教使用它们却是无限制的，百姓所能提供的，己经力不能及了。
3、文化角度的批评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根基，正因为这种博大、坚实的传统使得中国人产生了浓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中心主义。古人把华夏称为“中国”，意为中央之国，视所有外国、外族为“蛮夷”，因而有夷夏之分，对于夷文化，一些先哲持排斥态度。孔子讲:“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份》);孟子也讲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些观点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极深的影响，极大地妨碍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然地被称为夷教，相应地，也就被一部人所歧视。
对佛教的文化批评就是以这种夷夏之分，视佛教文化为落后的文化，对优越的夏文化起着破坏作用。
《理惑论》中就用这种明分夷夏，以夏贬夷的观点对佛教进行批评。批评者引用孔孟关于夷夏论的这两句名言，责问牟子:“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亦惑乎!”中国人从小学习自己的儒学学问，但现在牟子却弃儒就佛，在他们看来，不是令人困惑吗?
韩愈同样也坚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谏迎佛骨表》)意思是，佛教是外来夷狄的法术，从后汉的时候传入中国，不是我们中国固有的教法，不是祖宗确立下来的。韩愈强调这一历史事实，目的是证明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就已健全地建立起来了，没有必要再让一个外来的思想损害这一体系，这样，韩愈就以一种绝对排斥的态度完全否定了佛教的价值。
4、伦理角度的批评
在中土，“孝亲”问题一直是儒家与佛家论争的焦点。中国本土滋生的儒家伦理，以宗法家庭道德为核心，它代表着中国社会基本的价值取向。在宗法家庭道德中，最核心的就是孝敬父母，即所谓的“百善孝为先。”儒家的孝论是儒家伦理的基础理论，孝被视为人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品德。
而佛教提倡出家修行，别父母，舍妻子，它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中土的传播必然会与中国本土的儒家伦理发生冲突，冲突的焦点就是佛教有违儒家的孝道，因而受到儒学的激烈批判。
儒学从伦理角度对佛教的批评的重点是批评佛教的孝亲观，批评佛教伦理不符合儒家的孝道。这里同样以《理惑论》和韩愈对佛教的批评为例来考察这一点。
《理惑论》中记载了儒学对佛教的批评，、这些批评包括削发悖礼、无后违孝、弃亲悖德等方面。
“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没，启予手，启予足。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
“问曰:夫福莫逾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
“问曰:盖以父之财乞路人，不可谓惠。二亲尚存，杀已代人，不可谓仁。今佛经云:太子须大拿，以父之财，施与远人，国之宝像，以赐怨家，妻子丐与他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须大拿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岂不异哉?”
《孝经》是儒家学者批评佛教的不孝时经常引用的经典，其内容包括孝的基本理论、行孝的原则、孝道和政治的关系。《孝经》开宗明义地讲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对于父母施与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都要细心爱护，不得毁坏，这是行孝的最基本的要求。许多著名的孝子就是这么做的，据《论语·泰伯》记载，曾参病了，召集门人，说:“看看我的手，看着我的脚。”曾子在临终前，要学生们看看，他的手脚是否完好，他的躯体是否完整，以示对父母尽孝了。而佛教徒出家则必然削发毁形，在儒家看来，佛教连最基本的孝道都没做到。另外，儒家的孝道，以保证家族子嗣的延续为最大的孝，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佛教徒却出家，不结婚、不生孩子，这是对长辈的最大的不孝，儒家的孝讲究对父母的孝养，而佛教徒却弃家而出，不得养亲。
韩愈也同样批评佛教的不孝。他在《原道》中说:“今其法日，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今世欲治其心，而外国家天下，灭其亲常，子焉而不父其父.”他认为佛教“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