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高僧推崇《中庸》的“中和”。德清将“中”等同于禅宗的天然之佛性，并以“喜怒哀乐未发”释之，认为圣人必“戒慎恐惧防之于未之前，’;以“胶和采，盐和水”喻“和”，明“和”为合宜、谐和之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庸》“和”之本义。同样智旭云:

        炽然喜、怒、哀、乐时，喜、怒、哀、乐不到之地，名之为“中”，非以无喜、怒、哀、乐时为“未发”也。……“发而皆中节”，全从“懊独”中来，全是以修合性，若稍不与性合，便不名“和”。(落益智旭《中庸直指》)

    智旭将“中”释为“喜怒哀乐不到”之地，即“喜怒哀乐未发”之时的纯然安然静然，恰合(中庸》原意;将‘，和”解释成“因性起修”，虽是按佛教概念诊释，但“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之“和”本已蕴含修养方式之义。

    两大高僧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中庸》的“中和”，但并不认为“中和”就是宇宙的终极价值与最高境界。他们以佛境统摄儒境，认为只有佛法才是究竟、终极、圆满的诸法实义与宇宙真义。

    德清云:“盖中者性之体也，和者性之用也。，··…今以有作之功，而达无为中和实际之境，吻合无二，故云致中和也。”德清虽没有明确指出中和境界次于佛境，但是他以“真如体性”释中，以“随缘应用”释和，明显以佛教的平等无二为真正的解脱、究竟、殊胜之境。

    智旭则明确指出作为天命内涵的“中和”境界无法与“佛”、“实相”相提并论。智旭云:“然只说到‘与天地参’，便是儒门狭小之处。若知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则佛道可阶矣。”(蒲益智旭《中庸直指》)“与天地参”是个体通过“中和”、“致诚”达到的与宇宙天地合一的状态，是“中和”最终所归之境。智旭认为，“与天地参”是儒门狭小处。儒门不明万法本性空寂，故言“与天地参”。其实，生命本与天地一体，何必言参?“圣人‘不知’、‘不能’，天犹有憾，所以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藕益智旭《中庸直指》)诸法实相远离一切虚妄境界，一切虚妄分别心，绝能所对待，无物我之分，无住无得，等虚空界，无所不遍。《中庸》云圣人有“知”、“能”与“不知”、“不能”之处，强分能所，妄生对待，与佛境相差甚远。圣人无法究诸法实相，唯佛能之，显然智旭将儒学置于佛法之下，突出佛法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