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方佛学的影响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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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襄地区作为佛教传播的重点区域，交汇各地僧人在此传法交流。在三百余年漫长的发展中，消化佛学的研习与讲说，对东南地区佛教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华闻法，亦先经而后律。律藏稍广，始自晋末”5，在这段发展过程中，荆襄地区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佛教的文献总称三藏，“律”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佛教宗教生活中最基本的原则。在中国佛学史中，基本完整流传在汉地的戒律共五种，即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以及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其中荆襄地区对《十诵律》的传承和发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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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在弘始六年(404年)，长安的中寺“集义学僧数百余人，延请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7进行《十诵律》的翻译工作，由谕宾僧人弗若多罗诵读梵文，而鸡摩罗什则进行汉文的翻译，但在完成了三分之二之余，由于弗若多罗去世而就此停顿。第二年，恰好携有《十诵律》梵本的昙摩流支到达长安，慧远在得知后便写信给他，邀请昙摩流支参与《十诵律》的翻译，希望他与坞摩罗什一同合作。两人后来共译出58卷，然而译文尚未删定，坞摩罗什也去世了‘。后来坞摩罗什在西域学习《十诵律》的老师卑摩罗叉也来到长安，带着未完的译文在寿春的石涧寺，补译出《善诵毗尼序》3卷，与坞摩罗什所译58卷合在一起，全书成为61卷，即后来传播的《十诵律》。之后卑摩罗叉南适江陵，在新寺开讲《十诵律》，“既通汉言，善相领纳，无作妙本，大阐当时。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条知禁者，数亦殷矣。律藏大弘，叉之力也”2。卑摩罗叉通汉语又善律，在当时将《十诵律》讲解透彻，吸引了很多听众，或为分析十诵文本而求其义理的，或为学习十诵戒条规范的。在他的推动下，《十律诵》在荆襄地区掀起高潮，《高僧传》的记载中在荆襄地区研究、讲学《十律诵》的不在少数:
释昙斌，姓苏，南阳人。十岁出家，事道伟为师。始住江陵新寺，听经论学，禅道覃思深至，而情未尽达。……值僧业讲《十诵》，食听少时，悟解深入。
释慧献，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及具戒已后，专精律禁。时有西国律师卑摩罗叉，来适江陵，大弘律藏。献从之受业，沈思积时，乃大明《十诵》，讲说相续。陕西律师，莫不宗之。后卒于江陵，著《十诵义疏》八卷。
释僧隐，姓李，秦州陇西人。……及受具戒执操弥坚，常游心律苑，妙通《十诵》。……时江陵上明寺复有成具律师，亦善《十诵》及《杂心》、《昆昙》等。
自两晋以来，佛学研讨主要在南方地区，而荆襄地区有着注重佛教义理研究的传统，因此在对《十诵律》的讲学与研究上十分重视，一度促使《十诵律》成为南朝戒律学的主流。《十诵律》的研习与讲说，推动了中国汉地佛教律学研究的发展，为未来的佛教律学的多样化，提供了借鉴。“佛教在六朝的大发展，及其受到的不断质难，使江南戒律学之兴虽起步晚于北方，却后来居上，并形成若干特色，影响后世”6荆襄地区向四周辐射，尤其对江南地区的的流传影响重大，僧人释智称就在江陵接受禅律的学习，著有《十诵义记》，晚年回到建康安乐寺传法‘。这些僧人的研究与交流弘法造成汉地佛教律学的早期格局，有了“律本流行，随方不同。关内《僧抵》，江左《十诵》。《四分》一律，由在藏中”之说法。
除此之外，弥勒净土的信仰也从荆襄发育，道安僧团南下襄阳之后，“安常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据汤用彤考察，《乐邦文类》载遵式《往生西方略传序》，称安公有《往生论》六卷，唐怀感亦引及道安《净土论》30同弟子法遇、昙戒等八人立誓往生兜率，可见道安在襄阳时期，就己经对弥勒净土有所向往。只是道安在襄阳时期的净土信仰尚属小范围，并未进行大规模的推广。佛教的一些经典典籍传播也以荆襄地区为枢纽，如前文所述一些僧侣于长安接受佛经，在荆襄区域进行复写后向东传至建康，与东南等地的僧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样，一些荆襄本地的僧人去往北方求法，同时将荆襄、江南等地的佛学特色带往北朝，承担起交流南北佛学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