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是西魏至北周在南方扶持的傀儡政权，整个控制范围大致就在荆襄地区，统治中心在江陵。萧誓、萧岿都笃信佛教，在他们的统治下佛教氛围极为浓郁。然而从僧史中可以发现，后梁的僧侣多注重禅修，这和南朝其他地区佛教所盛行的义解教风有些许不同。

    严耕望在《佛教风之地理分布一一义解与禅诵》中根据《高僧传》、《续高僧传》所载统计各个地方禅诵僧人的分布，其中后梁“荆州、江陵地区共得六人(含玉泉山)”，他以为此点“极可注意”‘。这里引起注意的正是荆州佛教禅风有违南朝的风尚。荆州由“弘重义门”到“禅法，盖蔑如也”2是有一段过程和原因的。

    在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北天竺高僧佛驮跋陀罗就应智严邀请抵达长安后南下庐山，译出《达摩多罗禅经》来到江陵弘扬禅法，这为之后来弘法的禅僧奠定基础。刘宋时期荆州刺史刘休裕与建平王刘景素也前往江陵琵琶寺禅房求法斗。后梁僧人虽大多出自本土，但也包容北方高僧，在他们事迹与学风中可探得的一些缘由。荆襄本土者或固守本地，或游历南北而返乡;剩下的一部分是北方南游入荆襄的北面僧人。北朝两次的灭法活动导致了不少北方高僧开始南徙，例如法常和慧意。《续高僧传》记载慧意:

        听大乘经论，专习定行，宇文废法，南投于梁，与仙城山慧命，同师寻讨心要，后住景空。于聪师旧堂，综业常住，不事灯烛，昼夜常明。有乡人德广郡守柳静，殊不信法，乃请意于宅，别立禅室，百日行道。静息柳察等四人，每夜潜往，举家同见禅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乡邑道俗，率受归戒。慧意最初就习禅，由于政治原因南游传播禅法。后梁时期甚至还出现早年学习义学后来改修禅法的僧人，例如慧成曾游历建康，最后还是转而修禅，坐禅法十多二十年，后来在枝江建造了禅慧寺，江总从之受戒，慧成还得到了陈后主与湘东王陈叔平的垂青。可见当时禅法在荆襄之地颇为流行。首先较为主要的原因还是异域和北方禅修僧人南下传播。自晋宋之际，佛教禅法流传不断，昙摩耶舍来华，南游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禅法‘;求那跋陀罗在丹阳译出《胜鬓经》和《楞伽经》后受憔王邀请前往江陵2;北方的僧人玄畅也在元嘉年间南下弘扬禅法，他还与沙门功德直译出《念佛三昧经》等3。这些早期僧人的弘法就构成了地域佛教发展的一个基因，为此后禅法在荆襄地区发展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