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玄学的影响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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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在魏晋时期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到东晋时的玄学开始和佛学结合，南朝时的玄学虽然己经不是主要的社会思潮，但是它对佛学、经学以及三教合一的趋向影响不可小估。玄学思潮对荆襄地区佛教的发展和风行起了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
玄学的起源和发展就与荆襄地区的荆州学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汤用彤对荆州学派与魏晋玄学之间的关联，曾指出“回溯魏晋思潮的源头，当然要从汉末三国时荆州一派《易》学与……魏晋时代思想之特殊性，想在乎次。”‘荆州学派注经尚简，是开启魏晋玄学的学术阵地，有学者解释“所谓荆州学风，是指那个特定时期荆州士大夫共同的学术风尚，表现为反对繁琐虚伪，追求简约自然的思想风尚和儒道兼融的倾向。”荆州学派的这种学术风气，对后来魏晋玄学发展打下基础，当佛教进入荆州后，与这种传统文化相互磨合。“江东佛法，弘重义门”所说的就是在两晋时期荆襄区域的佛教偏尚玄谈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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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嘉之乱后，京洛玄学名士几乎悉数南渡，北方玄学处于暂时止步的状态。南方玄学则随北方士人南渡，进一步缓慢发展。僧人释道安在襄阳弘法的十五年间，也受到了南方义理和玄风的影响。在同东晋士人来往、交流的影响下，最终将佛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般若学，形成融会玄风佛理的佛学风格。这十五年中，道安每年都会讲解两遍《放光般若经》。凭借渊博的学识将一些旧译中的滞文作出解释分析，甚至编成目录。般若学说是印度大乘空宗为批判小乘有宗而出现的一种理论，其经典在汉末时就己传入中土，借助玄学的社会影响发展自己，道安也在《鼻奈耶序》中认为“经流秦土，有自来矣。随天竺沙门所持来经，遇而便出。于二十部，《毗日罗》部最多。以斯邦人《老》、《庄》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这里的《老》、《庄》并非是先秦的老子、庄子而是当时玄学以王弼《老子注》及郭象的《庄子注》为代表的作品。而王弼就是之前荆州学派的传承之人，可见荆襄地区的传统文化和学术风气在六朝的佛学中种下了根基，影响颇深。
魏晋玄学给佛教般若学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般若学随玄学一同发展，也因此在社会知识阶层引起广泛影响。东晋至南朝初，可以说是般若学的流行时期，同时促进了玄学发展到达新的阶段。这一时期也因为佛教理论的玄学化，出现许多派别。僧氰就将当时各派归为“六家”，刘宋昙济也有《六家七宗论》3。六家七宗都是用玄学化的语言阐释佛教的理论，六家七宗中，第一个就是释道安在襄阳创立的本无宗，由此也展现出襄阳繁盛的玄学传统对他的影响。此外，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异宗是法汰所创，本无异宗是对本无宗思想的一些发展，如前文所述，道安与法汰时常书信来往，其中或多或少可能也受到影响。六家七宗的学说是中国佛教化的一种体现，不再单单关注世界万物的构成，而是万物之本体，就“本末”、“有无”、“体用”关系做探讨。这些议论即在佛教僧人中展开，又受到士族文人追捧，即是魏晋玄学在佛教哲学的继续，也是荆襄地区佛教的特点。
而这种特点得到发展后，对各地僧人也有启发，从荆襄区域向外广泛影响。例如坞摩罗什的四大弟子斗之一的僧肇，他本人就以擅长般若空宗著称，“秦人解空第一者，僧肇其人也”5。其主要代表作之一的《不真空论》就体现了即佛即
玄的特色，“夫至虚无生者一，盖是般若玄鉴之妙趣，有物之宗极者也”6，其中“玄鉴”和“有无”都是玄学的词句，将“无”作为万物的根本，也是魏晋玄学“贵无论”的基本思想。然而《不真空论》虽然受到了“格义佛教”的影响，在语言、措辞上依旧有老庄式的术语色彩，但是它所叙述的思想则是般若学的7。般若学的思想被僧肇在多处都以老庄式的术语进行表达，这和“六家七宗”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六家七宗”中“本无”派，无论是语言上的措辞、叙述还是思想内容上的表达都是老庄式的。再如“缘会”派，它的思想是老庄的，但在措辞中运用了佛教的一些术语。只有满足两种“格义”形态，即措辞上的“格义”以及思想上的“格义”才可称之为“格义佛教”。僧肇《不真空论》中的“格义”也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格义”而己‘。
甚至在僧肇的观点中可以找到有批判以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前文所说道安南下襄阳后受到一直以来接触的玄学影响，将佛学教义以玄学结合阐述，而僧肇则更进一步，将佛教理论更准确得以玄学表达。就道安所说的“以无为本”，僧肇在《不真空论》中指出“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即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由于道安认为“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在未有，若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以“无”比作“空”，认为一切诸法本性空寂，将本体和现象同化是有偏差的。因此，僧肇认为本无家为“情尚于无多”，是“好无之谈”。道安本无家思想应是受到何晏、王弼“贵无”等玄理的影响。在受到玄学和前人利用玄学解释发展佛教的影响下，“僧肇对空宗思想的融摄，通过玄学意义系统来实行，其方式包括借玄学的思想取径去了解佛教的义蕴，从玄学归趣的精神大本出发，鉴照早期般若学者义解进路之限制，将佛家的理想价值，类比成玄学的理想价值，在谋求在玄佛之外一个各家共许的安身立命之道”3，这是文化相互理解与交融下的产物。
如前文所述，值得关注的还有两晋时期，义解僧人的情况。笔者根据《高僧传》记载，统计了在玄学兴盛的两晋时期，荆襄地区活动的“义解”高僧，共有15人，而长安和建康则分别为17人和12人‘。荆襄地区的义解僧人活动频繁，程度与长安、建康这些传统的佛教重镇不相上下。在道安的南下后更为荆襄地区佛教打开了新的局面。义解僧人增多，在襄阳翻译整理佛经，同时又与各地的僧侣保持广泛的联系。在荆州崇尚玄学的传统影响下，荆襄佛教发展的轨迹增加注重玄学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