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百姓与佛教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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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政权动荡，百姓希望社会和平，拥有稳固的家园。佛教强调众生平等，在创立之初就有救济苍生之意，对于民众百姓的影响更为深刻。而底层百姓对于佛教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史料中记载普通百姓的资料不多，但依旧可以找到一些百姓参与佛教活动的内容。他们在信仰佛教的同时，建立寺院、塑造佛像、顶礼膜拜。这些佛教活动让饱受战火之难百姓得以表达自我、宣泄情感，祈求现世安稳，同时也体现出了佛教在民众间的强大穿透力。虽然善男信女未必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摆脱现世的苦难，但他们依旧选择行善积德，试图获得福报。
“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内地与西域地区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这种文化往来主要通过官方渠道实现的。佛教在内地的初传，也主要在社会的上层进行”斗。同样在荆襄地区恐怕佛教最先接触的也是上层人士，随着两晋僧人推动佛教的传播，进在入南朝宋、齐时期，荆襄地区的佛教有了显著的发展，信仰的社会阶层逐渐广泛，平民百姓中不同职业与身份的人都出现了信奉佛教的情况。刘宋江陵的辛寺释法显出《大泥垣经》，有一家失其姓名者“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梁初憔良r}l,为父造经，在《大般涅架经》卷11的题记中写到: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双凤纪念园,
天监五年(506年)七月廿五日，佛弟子谁良额，奉为亡父，于荆丘僧伦龚、弘亮二人为营。’为亡故的父母造经求福的百姓应该不在少数，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佛教的崇敬。信仰佛法的人越来越多，
宋蒋小德，江陵人也……每有法事，辄令典知其务。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将脸便苏活。言:有使者称王命召之，小德随去，既至，
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至期奄然而卒。朱循免家兵户。3从文献中大概可以了解到蒋小德是出生于荆州的兵户，从其受到朱循宠爱而免于兵户来讲，身份地位应该不高。底层百姓中信佛者也逐渐增多且信仰群众越来越广泛，不同职业的人都有信徒。如前文所述的齐代僧人释法悟“家以田桑为业，有男六人，普皆成长，晤年五十丧妻，举家郁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斗普通农户信佛出家的人也不在少数了。《宋高僧传》中也描写到:
少经被虏，属荆州人为奴，执役勤紧，主甚爱之。年十八，听出家，止江陵琵琶寺。这则材料则是描写的奴脾的事例，由于依附主人的爱戴得以出家。南齐时也可以找到例子:
时江陵长沙寺又有释慧远者，本沙门慧印之苍头也。印见其信有信，因为出家，仍行般舟之业。数岁勤苦，遂有神异，能分身赴请，及预与亡等。这样的情况自宋、齐两朝开始并不少见，荆襄地区百姓各个社会阶层中都或多或少出现崇佛出家的例子，可以说佛教传播己经相当广泛，渗透到荆襄地区的整个群体当中来了。除了百姓崇佛的些许活动中可以窥得当时的情况外，一些生活习惯、生活用品中也能寻找到民众崇佛的痕迹。
在东吴赤乌十年(247年)，康僧会在抵达建邺之后便“营立茅茨，设像行道”‘，石窟造像是佛教造像的一种形式，虽然南北方都有出现石窟，但总体而言北方要多于南方。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后，长江流域也发现了许多与早期佛教造像相关的物品，例如东汉到西晋时期的胡俑，这些胡俑种类繁多，大多为瓷、陶俑。
有关荆襄地区较早发现的是武昌莲溪寺永安五年出土的四件白毫相俑，其中两件眉间皆有白毫相，跪坐，一人戴尖顶帽。1992年江夏流芳东吴墓发掘28个俑中，大部分也皆有白毫相，白毫相俑是很明显具有佛教性质的俑，也是佛主三十二相之一，其特征主要是在眉间具有凸状物圆点，大致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三国、晋墓中为主。这种白毫相也间接展示了当时百姓所流行的妆容即“额黄妆”。额黄也称贴黄，由于人们对于佛教崇拜，修功德，青铜佛像的建造开始盛行，寺院中金塑佛身，刘宋时期，刘敬宣于四月八日“下头上金镜以为母灌”，女性从中得到启发，将自己额头染成黄色，后来就形成了涂额黄的习俗，便形成了“佛妆”白毫相的额间有具佛教性质突出的点，这个点恐怕也是引起额黄妆的重要原因之一，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在百姓所着的服饰的方面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六朝时期黑、白色流行，尤其崇尚白色。然而在中国早期的传统观念之中，白色大多为不祥之色，多用于丧事之时。所谓“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斗，只有在居丧期间才会着“白布衣、白布冠”，黑色也比较慎用。但随佛教传入，慢慢改变了中国对黑白服饰的传统观念。在佛教起源地的古代印度中“衣裳服玩，无所制裁，贵鲜白，轻杂彩”，传入中国后，为与其他教派区分开，佛教僧的法衣普遍采用黑色的细衣。这种现象和百姓形成黑白对映并称“细素”，丽耳道元也描写“水中有立石，高十余丈，广二十许步，上甚平整。细素之士，多泛舟升陆，取畅幽情。”吕其中的“素”大体是指奉佛的普通百姓。因为佛教的袭装具有很大的功德，崇佛者大多尊敬法衣，所以黑色渐渐绿改变了原来人们对其传统的看法。
除此之外带有佛教色彩的图案纹样，例如莲花、忍冬等也被广泛运用在生活物品当中，1984年在襄樊室所发现的一座砖室墓，是南朝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其中就发现了飞仙的画像，而在画像周围则有忍冬纹的边框，以表达灵魂不灭、永生等意。
此外百姓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受到佛教的影响。竺法慧在襄阳羊叔子寺，每乞食，“辄贵绳床自随，于闲旷之路，则施之而坐”‘，绳床也因西域僧人的到来成为佛教僧人日常禅思的重要工具。百姓也相继模仿，坐姿突破传统礼制约束，演变为新的习俗。魏晋之前，中国传统礼制规定席地而坐，也就是跪坐，两膝向前跪地，臀部坐于后脚跟上，席就是当时的坐具。其他坐姿都有违礼制，所谓“做毋箕”，颜师古解释坐箕为“伸其两脚而坐，其形如箕”3，这种坐姿被视作是不敬，不为礼制所接纳。但由于佛教的传播，将一些域相关的习惯带到荆襄地区，对百姓习俗的变迁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