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时，待人友善的治城寺沙门释僧若，“经数通达，道俗器赏。太常卿吴郡陆惠晓、左氏尚书陆澄深相待接”。

    南朝的江总，历任梁、陈、隋诸朝高官。他少年时代就归心佛教，二十余岁入钟山，从灵耀寺道则法师②受菩萨戒;晚年仕陈，与摄山高僧慧布交游。在《游摄山栖霞寺诗》中，他赞美慧布“敬仰高人德，抗志尘物表”，实际上也是他信佛缘由的自白。

    上层社会中的妇女，大都将目光投向尼僧。晋宋之际的建福寺道琼尼，“明达三藏，精勤苦行。晋太元中，皇后美其高行。……富贵妇女，争与之游”;宋普贤寺法净尼，“戒行清洁，明于事理，沉思精研，深究义奥”。“宫内接遇，礼兼师友……荆楚诸尼及通家妇女，莫不远修书赊，求结知识。”

    请僧侣讲经，则是僧俗交往中的一项特殊内容。

    晋简文帝敬重竺法汰，请他讲《放光般若经》。“开题大会，帝亲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女成群。”(《高僧传》卷五《竺法汰传》)

    齐武帝请妙智尼讲《胜熨》、《净名》，“开题及讲，帝数亲临”。(《比丘尼传》卷三.《妙智传)))

    永明五年(487年)，竟陵王萧子良移居鸡笼山，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南齐书》卷四O《竟陵文宣王萧子良传》)

    帝王请僧侣讲经，在东晋南朝时期也是司空见惯之事。而让僧侣常居皇宫，则始自晋孝武帝。太元六年(381年)春，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

    宋彭城王刘义康，是有宋一代帝王中奉佛的主要代表之一。《宋书》载;“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出入义康家内，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而南郡王义宣，则有“后房干余，尼姐数百”。

    梁武帝则请多位僧人作为他的“家僧”。家僧们往往可以享受到优厚的待遇。如对扶南国沙门僧伽婆罗“礼接甚厚，引为家僧”;对法宠“不呼其名，号为上座法师，请为家僧，救施车、牛、人力，衣服饮食，四时不绝”:对僧迁“以家僧引之”;对僧星“请为家僧，四事供给”;对法云“下诏礼为家僧，资给优厚”;对慧超“请为家僧，礼问殊积’，;而最幸运的家僧当属明彻了:武帝将他引入内殿，“家僧资给，岁序无爽。·一天监末年救入华林园·一每侍御筵，对扬奥密。皇储赏接，特加恒礼”。明彻患病后回到本寺，梁武帝又亲自去探望，好言安慰。故唐代道宣称“当时名辈，并蒙殊致，未有恩握如此之隆”，羡慕之情，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