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专制统治的削弱，为佛教的发展及僧俗交往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农民起义的猛烈冲击下，大一统的汉王朝分崩离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被 严重削弱，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以至于“沙门是否应向王者致敬”这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进行讨论。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经学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为其它思想学说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封建统治者在思想领域的控制也有所放松，中国进入了一个信仰相对自由的时代。士大夫们轻名教，重自然，崇尚自适其性，力图摆脱重重礼法的束缚。晋室南渡，世家大族将玄学之风带到了江南。刘师培在论“魏晋文学之变迁”时说:“东晋人士，承西晋清谈之绪，并精名理，善论难，以刘淡、王蒙、许询为宗，其与西晋不同者，放诞之风，至斯尽革。·，一支遁、法深、道安、惠远之流，并精佛理，故殷浩、祁超诸人，并承其风，旁迄孙绰、谢尚、阮裕、韩伯、孙盛、张凭、王胡之，亦均以佛理为主，息以儒玄;嗣则殷仲文、桓玄、羊孚，亦精玄论。”

    再次，文化的沟通和融合使僧俗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东晋时，般若之学日益流行，引起了名僧名士的极大兴趣。“夫《般若》理趣，同符《老》《庄》。而名僧风格，酷肖清流，宜佛教玄风，大振于华夏也。”在玄学和佛学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高僧积极参与清谈，名士倾心攀缘高僧，高僧和名士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一直到南朝，“主张放任清谈之风，犹未尽息”。关于高僧和名士的清谈，史书中有着丰富的记载，特别集中在《世说新语》中:

        皮法畅造皮太尉，握座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 “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言语第二)))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那?”远公笑而不答.(((文学第四)))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牙阳”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那?”苟子不得答而去.(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