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的释昙谛，晚年在虎丘寺“讲《礼》、《易》、《春秋》各七遍，《法华》、《大品》、《维摩》各十五遍”。宋京师灵根寺僧瑾，“少善《庄》《老》及《诗》 《礼》’出家后又广泛地涉猎佛经，湘东王(即后来的明帝)“从请五戒，甚加优礼”。梁高僧昙斐，除佛学经典外，“《老》《庄》儒《墨》颇亦披览。后东西察访，备穷经论之旨。。··…于《小品》、《净名》尤成独步。加又谈吐蕴藉，辞辩高华。席上之风，见重当代。梁衡阳孝王元简及隐士庐江何撒，皆远揖徽酞，招延讲说。吴国张融、汝南周顺、顺子舍等，并结知音之钾焉。”

    律行严谨的高僧往往备受尊崇。宋京师庄严寺僧球，“既学兼内外，又律行无疵，道俗归依，车轨相接。少帝准从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为法友，袁集、张敷并一遇倾盖”。宋齐之际，钟山灵耀寺的志道也是一位讲律明戒的大师。“何尚之钦德致礼，请居所造法轮寺。”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尚书右仆射王灸出任湘州刺史，“携与同游。”

    而集众长于一身者，当以庐山慧远为最。慧远年少时即“博综六经，尤善《庄》 《老》”。出家后，“内通佛理，外善群书”的他在讲法时得以旁征博引，深得其师道安的器重与信任。慧远率领弟子们在庐山日以继夜地宣扬佛法，可谓敬业之至。“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等，并钦慕风德，遥致师敬。”此外，先后在当时的军事重镇荆州任刺史的殷仲堪、桓玄都曾入山拜访过他;安帝也遣使致书问候。慧远严守佛教戒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八十三岁高龄的葱远处于弥留之际，“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慧远的人格品学，就连持排佛态度的桓玄都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这位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大独裁者后来准备沙汰僧人时，明确提出“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

    除上所述，我们还应该承认并关注另一类高僧，即所谓的神僧。因为“在佛学谈空说有的口头理论以外，确有神通、禅定的实证方法和事实可凭”。有的佛教徒在修炼过程中，会产生种种奇特的现象，称为神通。神通比佛法更能满足人的好奇心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东晋新林寺的道容能够占卜吉凶，预知祸福。她曾顺利通过了晋明帝的“考核”，还以“清斋七日，受持八戒”之法为简文帝解忧，使在太极殿上筑巢的一群乌鸦主动集合，运巢而去。简文帝“深信重，即为立寺，资给所须……以师礼事之，遂奉正法”。她还博得了孝武帝的崇敬。虽然《比丘尼传》的作者宝唱把东晋佛教的流行归功于道容有失偏颇，但利用神异宣扬佛教恰恰可以取得立竿见影之效。又如宋眠山通云寺邵硕，虽形象欠佳，因有种种神异之迹，使得“刺史萧惠开及刘孟明等，并握事之。齐京师积园寺法匾，仅仅是个沙弥，“而灵迹殊异，遂闻于武帝。帝亲临幸，为会僧设供。文惠、文宣，并到房顶礼，为营理葬硷。”一般来说，佛教的领袖们往往不屑于只依靠显示神异来争取信徒的做法，但通过表现和宣传种种神异，既是早期中国佛教传教的重要手段，也是以后传教中重要的辅助手段，其直观的效果往往具有神奇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