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佛教早在两汉之际就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到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安清、支谦等为避战祸，先后南渡过江;稍后，康僧会也从交趾北。值得注意的是，支谦、康僧会等人受到了吴主孙权的礼遇。支谦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里译出《维摩请经》、《大阿弥陀经》等36部48卷;特别是康僧会到建业(247年)后，设置佛像，从事传教，又在孙权支持下建造建初寺，译编《六度集经》、《道品》等佛经2部14卷，并为《安般守意经》、《法镜经》等作注，“山是江左大法遂兴”，佛教在江南得到初步流传。永嘉之乱，北方僧人与世族名士纷纷南下，如著名的竺道潜、于法兰、于道邃、帛尸梨蜜多罗等人。公元317年，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即晋王位，是为东晋之始。从此，南方与北方开始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政权对峙;与此同时，佛教也广泛地传播开来，寺院和僧尼数目迅速增长。

    虽然佛教在三国时代就己经在江南初步流传，但一直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只是少数人信奉佛教，其目的无非是消灾求福。随着佛经的不断译出，僧侣数量激增以及佛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直到东晋，佛教“方始被士人普遍接受，而在中国真正站住脚跟”。当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是有组织地进行的，而是僧侣们分散的、自发的行为，即使出现了类似于组织的团体，也往往仅限于一寺一院。正是这种无组织的状态，给广大僧人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们可以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佛教经典进行研习，以自己的理解去解释佛教教义(当然也可以是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甚至是附和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样，他们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志同道合的人士交往。